克拉考尔通过分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的德国影片，检视了从1918年至1933年的德国历史，借以展现“一战”后德国人的心理图景。在二十年代的德国影片中，他追踪到一些反复出现的视觉和叙事母题，认为这些母题暴露了德国人对混乱的恐惧和对秩序的渴望，以致他们甘愿臣服于威权统治。克拉考尔在书中开辟了探查电影美学、一个民族（魏玛时期德国人）的普遍心理状况以及同时期社会、政治现实之间关联的新领域，并提出一项惊人的（时至今日仍有争议的）主张：作为通俗艺术的电影为人们洞察一个民族的无意识动机和幻想提供了可能。

谭慧编著的《中国译制电影史》以时间为轴，完整梳理了我国译制电影的一条发展脉络：从萌芽时期”外国电影在中国的译制发端”，到起步时期”新中国译制电影的诞生与快速增长”，再经过十年的蛰伏期，迎来了”佳作纷呈的改革开放大发展时期”，最终由于电视等其他娱乐形式的冲击，走向了衰落，而在新时期，随着网络的兴起，进入了对译制电影传统的突破与丢失的多元时期。

数百年来，韦兰－汤谷公司的科学家一直在监控一种强大的外星生物，它在军事上有无限的发展潜能。通过这本《异形：韦兰－汤谷公司报告》，你将了解到这种生物的方方面面——从它恐怖而迷人的生命周期，到该物种已知的各种迭代，例如产卵的异形女王和菲奥里纳161星球上行动超快的成体异形。这份绝密的全面报告还深入回顾了人类遭遇异形的历史，其中包括一些从未公开的目击者报告，分别来自埃伦·里普利中尉、德韦恩·希克斯下士、阿瑟·达拉斯船长和“普罗米修斯号”船员梅雷迪思·维克斯。此外，《异形：韦兰－汤谷公司报告》还分析了人类用来对抗异形的各种装备和武器，从巨型拖船“诺斯特罗莫号”到值得信赖的M41A脉冲步枪。《异形：韦兰－汤谷公司报告》包含大量精美原画，全面介绍了异形。一旦遭遇这些“生命体”，这里有你保命需要的所

电影大师爱森斯坦在训练学生时曾经提问：“如何用三个镜头表现‘胜利’？”这里的“胜利”就是一个词语。此类问题在电影创作中经常出现，然而“电影中是否存在词语”却是一个在百年电影史上不断被追问的话题。 《看得见的“所指”：电影语言的义素研究》以实证方式证明了“词语”在电影中的确存在。那么，它们以怎样的形式存在？该如何去寻找？找到“词语”，对于电影创作与教学，以及计算机动画自动生成的现实意义何在？如此微观的命题又是否具有宏观价值？这都是《看得见的“所指”：电影语言的义素研究》试图探讨的内容。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是公认的西方写实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理论家。《电影的本性》一书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在书中他建立起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电影理论体系：从电影是“物质现实的还原”这一基本命题出发，阐明电影的全部功能是记录和提示我们周围的世界，而不是讲述虚构的故事。他的结论是，只有拿着摄影机到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和拍摄那些有典型性的偶然世界，才能拍出符合电影本性的影片。

在梅洛-庞蒂后期哲学中有许多诗意而富于洞见的哲学表达，极好地阐明了当代图像与人的关系。 《图像的肉身》中的思考邀请我们踏上一条非常规哲学（a-philosophie）的道路，在生活的体验与反思中寻找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亲密的共存”。这是哲学有待完成的任务、是思想本身的任务，它引导着我们不断从当前体验世界的方式出发，对其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它是梅洛-庞蒂哲学为我们留下的疑问和挑战，也是这一有待完成的思想给予我们极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