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中国经济政策变迁的历史维度，分专题梳理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前因后果及其演化路径，从中也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两种不同的模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停顿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重大风险。尽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但市场经济取向与统制经济模式之争并不会就此消失。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途而废的风险。
冷战之后，经济高速增长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所谓中国奇迹。 中国的政府及企业之所以能够有亮丽的报表，乃是因为那些本应该是由他们负担的大量成本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中被悄悄挪走，并转移到了那些无法被统计到的匿名的社会之中。换言之，中国政府及企业成本被社会化了。这也是中国模式最为关键的秘密所在。在这个模式中，经济增长是以中国社会的极度抑制和脆弱作为代价的。 冷战之后美元体系在全球的迅猛扩张正在接近终点。所以，全球经济的中长期低迷，将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就坍塌了关键一角。 无论从全球市场体系的视角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逻辑看，中低速增长都是中国能够期望的前景。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中长期的大型拐
2014年是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称开发区）建立30周年。2016年是邓小平同志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30周年。《中国开发区实践与思考》撰写始于2014年，完稿于2016年，作为开发区建设、发展的亲历者，谨以此书纪念之。
随着新时期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又不经意地给甘为基石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蒙上了一层“低处不胜寒”的失落景象。站立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所走过的艰辛而曲折的道路，不能不对我们的前辈们及同仁们的不懈探索与努力坚持致以崇高的敬意。正是有了这么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相传，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才能冲破艰难困境，逐渐步入了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已经形成了两大居于主流地位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以吴承明教授为代表人物的“新经济史学派”，以及以傅衣凌教授为奠基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称为“新社会史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