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指出，“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中华礼学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然而由于去古日远，且礼经特别是仪礼部分“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致三礼之学日渐式微，一度被学界称为“绝学”。礼学各种典籍逐渐散乱，且礼学文献由于散见于各种不同古籍，一直没有作过全面的辑录汇编，许多古籍处于濒危状态。正是有见于此，我国著名礼学专家沈文倬先生于2000年前后即提出“编纂整理礼学典籍，为中华礼乐传薪火，为中华后人留记忆”的礼学文献编纂倡议。沈先生的倡议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响应，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将其提为重点研究方向，先后历经近十年论证研究，于2010年底，浙江大学古籍所集全所之力完成了基础性的调研工作，编纂完成《中华礼书总目》，完成了对我国现存礼
周礼一书，旧题周官，始出于西汉景、武之际。全书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冬官原阙，时人以考工记补之》，分掌治、教、礼、政、刑、事六典，经邦治国，燮理阴阳，堪称文繁事富，体大思精，洽术、学术无所不包。但是，此书在先秦典籍中不见征引，所记制度也每每有与文献抵梧之处，因而，关于它的真伪及其成书年代，成为西汉以来聚讼不决的学术公案，或誉为周公之典，或指为战国遣则，或断为秦汉之制，或贬为新莽伪作，纷纷之论，莫衷一是。然而，论辨的诸家都不否认周礼的学术价值，因为它最迟也是汉代的作口叩，材料之珍贵，自不待言，问题在于从什么角度来使用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