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刻《十三经注疏》的问世，结束了从明末到清中期风行海内200年的明北监本和汲古阁本《注疏》双峰并列的局面，从而开启了阮刻《注疏》单峰独行的新天地。 嘉庆初年，阮元巡抚浙江，建诂经精舍，收集了当时以他的能力和条件能够找到的诸多经籍文本、校本。鸠合了段玉裁、李锐、徐养原、顾广圻、臧庸、洪震煊、严杰、孙同元等学者对《十三经注疏》进行校勘，并在嘉庆十三年刊刻出版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十七卷附《释文校勘记》二十六卷。阮元对《十三经注疏》进行校勘的主要目的就是为重刊新的《十三经注疏》做准备，因为一些意外的事情，这件事一直拖延到嘉庆二十年段玉裁去世阮元才在江西巡抚任上开始刊刻，通过十九个月的努力，这部一百八十册的新《注疏》文本终于问世，不过这时阮元也早就调任河南了。江西府学刊刻的这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重要的著作。全书一共32篇，除少数篇章外，大部分是荀子所写。荀子主张 法后王 。他的文章擅长说理，组织严密，分析透辟，善于取譬，常用排比句增强议论的气势，语言富赡警炼，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孟子创 性善 论，强调养性；荀子主 性恶 论，强调后天的学习。他还提出了人定胜天，反对宿命论，万物都循着自然规律运行变化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这些都在《荀子》一书中得以体现。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北齐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颜之推的传世代表作。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世 家训 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这是中国历史上部著名的传世 家训 ，颜之推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在生活、仕宦、处世、文章、修养等各个方面告诫子孙。

《孟子》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种，长于问答辩论，从体裁和章法上为先秦散文走向成熟的典范。共七篇，历来版本较多，各章节分合和注解各家也有不同，东汉赵岐分此七篇各为上下、共十四卷。《孟子》中的政论、对于人的修养和行为的言说，继承了孔子。对 天 、 命 的说法，又稍有不同，并在人性善恶方面的论述上更有所进。自汉朝置《孟子》为五经博士之一，后成为普遍的 四书 之一，早已成为经典中的经典。此次我社将《孟子》列入文华丛书出版，增加了孟子传记、小相、圣迹图。

《论语解注合编》， 解 即何晏的《集解》， 注 即朱子（熹）的《集注》。姚永朴先生把代表汉宋的两部书合到一起，汇成一编，成为此书。但不等于两书的简单集合。姚永朴（1861 1939），字仲实，晚号蜕私老人，世居桐城县城内。1894年中顺天乡试举人。治诗古文辞，后专读经。于注疏及宋元明清诸儒经说，无不融会贯通，旁及诸史、音韵，博稽而约取，自成一家之言。

梁启超版《传习录》是在光绪和民国诸多版本的基础上升级而成，在梁启超各个版本文集中均未收录，因此十分难得。且为建国后修订出版，并加入4万字的《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梁启超1926年12月在北京学术讲演会及清华学校讲稿），可谓阳明粉丝版本。

本书收录了儒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在复性书院讲学期间答复院内、院外学者的书信，以及平时对学生的示语和批语，是先生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书分为正编、续编、补编三部分，论及书院教育的性质和特色，对儒学的研究和理解，以及治学方法，从中可窥见其“因材施教，指点”的教育原则。学界认为“以书札论学者殆无过于朱熹、陆九渊。尚持此传统，而文字之美，内容之纯，先生之《尔雅台答问》可上比朱、陆诸大儒而毫无愧色者。”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一一三○——一二○○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朱熹祖述二程的观点和做法，特别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合起来，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儒家道统，而二程和自己则是这一久已中断的道统的继承、发扬者。他为四者分别作了注释，对大学还区分了经传并重新编排了章节，作为一套书同时刊行，称为四子(朱文公文集卷八二有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一篇，又朱子语类卷一。五云“四子，六经之阶梯”)：大学、中庸的注释称“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因引用二程、程门弟子及其他人的说法较多，称“集注”。后人合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

书中正文补充最多，也是异文和附录最繁的，颇具版本价值。在新辑补的一百四十四条中,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庄子言论,如“生为傜役，死为休息”“生则重于天下”“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小巫见大巫”“叶公好龙”等，他们大部分可以明确依据古籍的记载，称引或辩驳其是否能引在庄子名下。由是观之，《庄子集》新补的内容不仅将引起世人的极大兴趣，也必将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关注。

就朱熹而言，关怀不仅仅是一个不需要做特别事情的纯粹的精神境界的问题（如冯友兰先生所说），而且是一个必须有特别行动的道德生命内在的源源不绝不可遏止的力量源泉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普泛的一般的道德力量的源头的问题（如牟宗三先生所说），更是一个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儒家式担当天下的生命行动的力量源头的问题。 研究朱熹可以有很多种方法，但无论用哪种方法，都不应歪曲朱熹的原意。完全做到这一点也许不可能，因为任何解释都会多少加进后人的意思。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努力避免孤立地局限于某些特殊范畴或思想片断来图解朱熹，并尝试把他的思想资料放回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之中，然后从整体上把握他本人而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进而追究他的——同时也是与我们的精神生命相通的——关怀。本书便试图运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