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全图》，清光绪六至八年（1880 1882）粤东臧修堂刊，为晚清小说版画之珍品。绘画者一般认为是明初画家杜堇。《水浒全图》按小说中的人物一百零八位，一图二人，绘图五十四幅，人物描摹细致传神，线条挺劲秀畅，并点缀树石、云水、庭院，画面饱满，情景交融，引人入胜，完美地体现了杜堇白描人物画的风格特点。

笔记小说，王韬著。是书出自《清代笔记丛刊》，八卷，为作者居香港时，搜罗新奇可传之事而成，写于光绪年间。卷首有同治十二年（ 1873）林昌彝《序》、光绪元年（1875）缕馨仙史《序》。卷末有光绪元年钱征谨《跋》，全书共收一百一十三篇。内容较为驳杂，包括晚清中国和外国的奇闻轶事。

《古代版刻关圣帝君圣迹图》选编于清《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一书，《古代版刻关圣帝君圣迹图》由清康熙三十一年一二八九三一卢湛汇辑，初刻于康熙三十二年，至民国又有不同时期的多种刻本。图中五十多幅木刻版画叙述了关羽的生平事迹，情节丰富、故事连贯、人物生动、构图多变，可谓是一部精彩的黑白连环画，始刻者元人胡琦。

清缪荃孙著。 1903年缪荃孙受张之洞派遣赴日进行教育考察，归国后写成记述考察日本教育的著作《日游汇编》。前有缪荃孙《序》 ，后 包括高校讲义、诸校沿革表、考察学务游记、访书记等内容。 《日游汇编 序 》：东游时，南皮师嘱之曰 考学校者固当考其规制之所存，尤当观其精神之所寄，精神有不贯，规制亦徒存耳。 日本的教育精神即价值观教育，企图考察日本价值观教育对日本崛起及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重大意义。

全书共三编，十七章，为民国六年中华书局刊本，此书集中体现了作者对女性家庭的思考。全书从女性品德修行、婚姻家庭、子女教育三个方面，全面而细致地探索了近代女性解放之路径。从内容方面看，作者鼓励女性积极求学，修身养性，作为自己的独立的资本；认为女性有同男子一样婚姻自由、平等的权利，但反对独身主义；认为妇女应该有平等的离婚权，但不支持离婚行为。他认为妇女在维护家庭和睦、促进丈夫事业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他认为女性作为母亲，对子女的发育、成长、学习影响很大，母亲充分受教育能够正确地引导后代的发展。本书对女性家庭观念的研究，丰富了学界对五四女性家庭观念的研究。

本书据一九三二年刊本影印，周作人著。全书总共收录了作者在 1912年至1924年间所写的儿童文学的文章，其中主要包含了《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古童话释文》《儿歌之研究》《儿童的文学》《儿童的书》等，其主要讲述了童话、儿歌的发展历程，既富有研究价值，也颇有天真童趣，是 五四运动 前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代表性的论著。

这里的 中古 也就是自汉末至宋、齐、梁、陈这一时期，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非常活跃的时期，亦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本书中采用甚见功力与识断的 摘录 的编纂手法，使众多相关资料各聚门类，在按语中作考镜源流、厘清流派、画龙点睛式的揭示，从而使错综复杂的文学变迁史变得一目了然。

清末 傅云龙 编撰的 游历图经 系列中的一 本， 据清光绪二十七年 （ 1901 ）石印 本影印。 光绪 十三年 （ 1887 ） ， 傅云龙 奉命出游日本、美国、秘鲁、巴西、加拿大、古巴诸国。于途中诹事译文、历地摹图，归后整理成列国图经六部，是书即其中之一。 十卷， 由旅途所见从 巴西天文、地理、国系、风俗、食货、考工、兵、政事、文学、叙例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巴西国的情况，并绘制了经纬表、巴西国图、形势表、部落表、铁道工表、兵船表等表格及地图。

清邓承修撰，据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安雅书局刊本影印。六卷，卷末有《跋》。上起清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十二日，下迄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初四。奏稿包含 论闱姓赌捐和吏治、考场积弊，弹劾李瀚章、崇勋等内容。

书信集，清王韬撰，作者与亲友往来书札的汇编 ，据清光绪十五年（ 1889）刊本影印，共六卷。是书收光绪六年后书信共计百余札，书信体现了他关于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改革思想与识见，大体可谓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代表了先驱者的眼光，至今仍有取鉴意义。作为书札文献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宣传政治思想观点，在传播改良思想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浩歌堂诗抄》，上下两册，共十卷，另有《巢南五十寿言》一卷。南社创立者之一陈去病诗集。扉页题字为张继。卷一为《东江集》，汪兆铭题名；卷二为《壮游集》，于右任题名；卷三为《黟山集》，胡汉民题名；卷四为《袖椎集》，廖仲恺题名；卷五为《岭南集》，韫玉题名；卷六为《呻吟集》，陶遗题名；卷七为《光华集》，柳诒徵题名；卷八为《湖上集》，吴梅题名；卷九为《护宪、近游合集》，胡渊题名；卷十为《南雍、从征合集》，附一卷《巢南五十寿言》。前有汪兆铭、柳亚子的序言。陈去病本名陈庆林，后更名 去病 ，是汉代名将霍去病的粉丝。他和柳亚子同为南社的创立者，这位柳先生是辛弃疾的粉丝，别名 柳弃疾 ，一个要去病，一个要弃疾，意在为时代疗疴耳。

书信集，系作者与亲友往来书札的汇编，清王韬撰，二卷。一九二五年文明书局刊本。此集目录题《王仲弢尺牍》，计收《答顾涤庵明经师》等一百余位受信人的一百六十三通。冠自序，自云曾编印《鸿鱼谱》，以示不敢忘旧。书信体现了他关于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改革思想。作为书札文献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宣传政治思想观点，在传播改良思想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全书包含舒艺室续笔（一卷）、舒艺室余笔（三卷）两部分，为《舒艺室随笔》的补充性文稿合辑。全书涵盖作者对各代经史的汇释、对一些脍炙人口的文章的集校，以及部分杂考琐议。作者通过阅读唐宋学者对经书的注疏，加以融会贯通，简要地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对后世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作者在音律、礼制、治学方面的独到见解，在本书中均有体现，如在《舒艺室续笔》中对史记的校勘，严谨有法，为后人称道；在《舒艺室余笔》中对《白石道人歌曲》的俗字谱的考证研究，为后世研究古代音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书据一九二一年刊本影印，梁启超著。《清代 学术 概论》运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 ,针对当时具体的学科、学派、学者的特点作出了详细的评价。全书突破传统学术史的阐述框架，以 时代思潮 来论述清代的学术思想，其中将清代学术思想分为启蒙期、全胜期、蜕分期与衰落期， 并且以思想与人物结合方面的方式对清代学术精髓进行整体的历史考察，是一部系统研究清代学术史、思想史的入门之作。

《三十二篆体金刚经》是佛教大乘般若类的重要经典。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将《金刚经》分为三十二分。集的三十二体分别是玉筯篆、奇字、大篆、小篆、上方大篆、坟书、穗书、倒薤篆、柳叶篆、芝英篆、转宿篆、垂露篆、垂云篆、碧落篆、龙爪篆、鸟迹书、雕虫篆、科斗书、鸟篆、鹄头书、麟书、鸾凤书、龟书、龙书、剪刀篆、缨络篆、悬针篆、飞白书、殳篆、金错书、刻符篆、钟鼎篆，每一体写《金刚经》一分，用楷书对照。在使用每一种篆体字前，都有一个简要说明。此经艺术性————大于科学性。此次出版，以明万历三十九年本为底本影印。

《王文正公笔录》，北宋王曾撰，本书所记皆太祖、太宗、真宗时廊庙旧闻，下及仁宗初者仅一二条。 王曾是真宗朝咸平五年连中“三元”的状元，为宋代名臣，谙习宋朝掌故，《王文正公笔录》所言多确凿有据，李焘作《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往往全采其文，是一种重要的宋代史料笔记。

本书据清光绪二十年刊本影印，原书作于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作者黎庶昌因母去世告假返乡期满后赴京待命时。全书采取日记体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作者由黔取道四川、陕西、山西入都（北京）途中的见闻与感悟。其间他不仅考察了所经地区的民生实业，还对许多重点形胜的地理文化做了详细描述和考证，纠正了《读史方舆纪要》《水经注》《蜀輶日记》和《汉书 地理志》等古籍中的一些错误，不仅是一部文笔清新雅致的学人游记，也是一部资料翔实、考证精准的地学游记。

许嘉璐主编的《石屋余渖石屋续渖(精)》为《马叙伦全集》的一册，收入两种著作，即《石屋余渖》和《石屋续渖》。两书为掌故类笔记，记载了马叙伦先生耳闻目睹的晚清民国掌故，颇具史料价值。两书收入民国丛书，后又有上海书店单行本。此次排印，根据上海书店单行本整理，并参校民国丛书本。

周作人著的《儿童文学小论(精)/清末民初文献丛刊》据一九三二年刊本影印，总共收录了作者在1912年至1924年间所写的儿童文学的文章，其中主要包含了《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古童话释文》《儿歌之研究》《儿童的文学》《儿童的书》等，其主要讲述了童话、儿歌的发展历程，既富有研究价值，也颇有天真童趣，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代表性的论著。

《三十二篆体金刚经》是佛教大乘般若类的重要经典。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将《金刚经》分为三十二分。集的三十二体分别是玉筯篆、奇字、大篆、小篆、上方大篆、坟书、穗书、倒薤篆、柳叶篆、芝英篆、转宿篆、垂露篆、垂云篆、碧落篆、龙爪篆、鸟迹书、雕虫篆、科斗书、鸟篆、鹄头书、麟书、鸾凤书、龟书、龙书、剪刀篆、缨络篆、悬针篆、飞白书、殳篆、金错书、刻符篆、钟鼎篆，每一体写《金刚经》一分，用楷书对照。在使用每一种篆体字前，都有一个简要说明。此经艺术性————大于科学性。此次出版，以明万历三十九年本为底本影印。

《孝经》相传是孔子为曾子陈述孝道所着，是《十三经注疏》中篇幅ZUI小的一部经典。汉代有今文古文两种版本，分别由郑玄作注和孔安国作传。到唐代唐玄宗李隆基融合今古文两家，亲自为《孝经》作注，并命元行冲作疏，颁行天下。郑、孔两家之注逐渐消亡。到宋代邢昺以元行冲之疏为基础，重新作疏，遂成《十三经注疏》中《孝经注疏》之定本。此次以国家图书馆藏元泰定三年（一三二六）刻本原书扫描影印，以飨读者。

罗振玉撰集。据一九一六年上虞罗氏影印本影印。全书分三卷附补遗，卷首有罗振玉《古镜图录序》，卷末附《古镜图录补遗》。卷上上启汉之元兴，下迄明之洪武，得三十余品，其无年月者可据此参证而得其时代与其变化之迹；中卷以后则选文字刻镂精好者。共收铜镜拓片百余幅，所收铜镜亦不止罗氏一家，还有徐乃昌等收藏家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