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鉉校訂的「大徐本」所引《唐韻》反切,又逐字注明古音在第幾部,以音明義,即表中所謂「俾形聲相表襄,因耑推究,於古形、古音、古義可互求焉气他非常注重對《說文》字系形音義統一關係的闡發,在《叙》注中說:「許君以為音生於義,聖人之造字,有義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必審形以知音,審音以知義上可以說,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之所以成為乾嘉學術的扛鼎之作,清初顧炎武以來的古韻学研究成果是其理論與方法上堅實的基礎.r因聲求義」是其貫通《說文》研究的法寶,其成就是遠超前人的,王念孫在為此書所作的《序》中贊云:「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翠明。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 《說文解字注》的版本較為精良,經韻樓本為初刻本,除《清經解》(卷六四一!六六。》所收等少數本子是重排本外,其餘都是經韻樓本的複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考究字源的文字学著作,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字书。研究《说文解字》,必须参照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说文解字注》阐明了《说文解字》的体例、注明各字的形音义、并提出新的看法而修订前说。为方便读者使用,我们还编制了音序和笔画索引。
本书为乾嘉考据学研究的成果,作者在《乾嘉考据学研究》的基础上,积三十余年之功,再著新论,内容涉及到乾嘉考据学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所讨论的专题,还是资料的搜求,都力图突破前贤,对旧说多有纠补,推陈出新。不仅对乾嘉考据学与宋学的关系,考据学家与桐城派之关系,考据学研究方法,《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清代藏书印与藏书的关系,还对惠栋、戴震、钱大昕及其学术,江藩《汉学师承记》、赵之谦《汉学师承续记》与方东树《汉学商兑》等,都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见。尤其是从科举功名、居官实绩与现实关怀等方面,通过对200名考据学家的进行量化分析与研究,指出乾嘉考据学家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对国家与社会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有着值得骄傲的 事功之学 ,有着直面人生的态度与积极进取的用
本书以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基础,以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作为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兼采《广韵》《尔雅》等文献,根据甲骨文等新的文字考古资料,结合杨树达先生等前辈的研究成果和作者个人多年的教学及研究积累,运用训诂学和音韵学研究工具,进一步进行汉字个体的形音义关系及语源研究。 本书选取《说文通训定声》所收录的汉字,进行逐一研究阐释,尤其注重声符与语义的关系及语源研究。根据凡抽象皆由具象而出的原则,寻根探源,解读个体汉字的语源。《说文通训定声》在每个字头之下先举《说文》原文,讲明此字的本义,再引古书文句和传注作为例证。本书沿用这一体例,作者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反复研读考证,引入新的证据,加入个人的思考,既对前人的研究做了梳理总结,又阐释自己的新发现新成果。本项目对《说
本书设置文史专论、目录与版本、校勘与注释、文献辑考、古文字研究、年谱与传记、皖籍文献专题、学术丛札、文献学评述等板块,反映了古籍目录、版本、校勘、古代文学实证研 究、古籍校勘与注释以及安徽地方文献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代表了国内古籍研究学界的水准。如王育红教授的《花蕊夫人宫词悬疑之定谳》一文,参阅花蕊夫人《宫词》的二十 八个版本,补入可资证明的史料,从前蜀后主诞日、宣华苑中的建筑及人物、王蜀宫中的服饰以及歌舞乐戏等角度,证明宫词确为前蜀之作。杨新勋教授的《 四库采进书目 所收易 类书目订正》一文指出《四库采进书目》所收易类书目至少有十七种存在或书名、或卷数、或册数、或括注的讹误,并对这些讹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订正。真大成教授的《 抱朴子内 篇 企羡 王导 洛水边谈道 疏证》一文在通校《抱朴子
1716年成书的《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零四十二个,是历代字书的集大成之作,可以满足读者阅读和研究古典文献时查检的基本需要。本字典以道光王引之订正本《康熙字典》为底本,参校别本,重新横排出版。全书逐句
《皇极经世书》共十二卷六十四篇,宋邵雍撰,以元、会、运、世四个概念推演历史演变与兴衰,起于帝尧甲辰终至后周显徳六年己未,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因取法乎 “元亨利贞”之方,故有“易外别传”之称。实际上是我国古典时代的“历史哲学”。首六卷《元会运世》凡三十四篇,次四卷《声音律品》凡十六篇,次《观物内篇》凡十二篇,末《观物外篇》凡二篇。前六十二篇是邵氏自著,末二篇是门人弟子记述。其中《观物篇》实乃邵雍之哲学、易理、历史学的理论大纲。朱熹极为推崇此书,说:“自易以后无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齐包括得尽。”甚至言:“康节(邵雍)易看了,却看别人的不得。”
《皇极经世书》共十二卷六十四篇,宋邵雍撰,以元、会、运、世四个概念推演历史演变与兴衰,起于帝尧甲辰终至后周显徳六年己未,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因取法乎 “元亨利贞”之方,故有“易外别传”之称。实际上是我国古典时代的“历史哲学”。首六卷《元会运世》凡三十四篇,次四卷《声音律品》凡十六篇,次《观物内篇》凡十二篇,末《观物外篇》凡二篇。前六十二篇是邵氏自著,末二篇是门人弟子记述。其中《观物篇》实乃邵雍之哲学、易理、历史学的理论大纲。朱熹极为推崇此书,说:“自易以后无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齐包括得尽。”甚至言:“康节(邵雍)易看了,却看别人的不得。”
《皇极经世书》共十二卷六十四篇,宋邵雍撰,以元、会、运、世四个概念推演历史演变与兴衰,起于帝尧甲辰终至后周显徳六年己未,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因取法乎 “元亨利贞”之方,故有“易外别传”之称。实际上是我国古典时代的“历史哲学”。首六卷《元会运世》凡三十四篇,次四卷《声音律品》凡十六篇,次《观物内篇》凡十二篇,末《观物外篇》凡二篇。前六十二篇是邵氏自著,末二篇是门人弟子记述。其中《观物篇》实乃邵雍之哲学、易理、历史学的理论大纲。朱熹极为推崇此书,说:“自易以后无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齐包括得尽。”甚至言:“康节(邵雍)易看了,却看别人的不得。”
《洛阳伽蓝记》是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文献,本书运用文献学考证的方法来研究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本书在四个方面对《洛阳伽蓝记》进行了考证,主体部分为四章:一、考察《洛阳伽蓝记》作者杨衒之的姓氏、籍贯和生平仕履。二、结合有关史料,考证《洛阳伽蓝记》的成书背景。着重探析了《洛阳伽蓝记》创作的历史背景、学术背景和成书背景。三、《洛阳伽蓝记》人物考述,将《洛阳伽蓝记》所载的人物逐一与正史比勘,按照百官、皇族、庶民、僧侣、其他人物这五个分类标准,共计204人,着重考察了《洛阳伽蓝记》所涉及的人物生卒年月、籍贯和生平经历;考察其与正史、出土文献之间的异同,判断《洛阳伽蓝记》补正史之不足的文献价值。四、《洛阳伽蓝记》佛寺考述。按城内佛寺、城东佛寺、城南佛寺、城西佛寺和城北佛寺这五类,共计44座,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 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 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 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 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 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 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