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乾嘉考据学研究的成果，作者在《乾嘉考据学研究》的基础上，积三十余年之功，再著新论，内容涉及到乾嘉考据学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所讨论的专题，还是资料的搜求，都力图突破前贤，对旧说多有纠补，推陈出新。不仅对乾嘉考据学与宋学的关系，考据学家与桐城派之关系，考据学研究方法，《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清代藏书印与藏书的关系，还对惠栋、戴震、钱大昕及其学术，江藩《汉学师承记》、赵之谦《汉学师承续记》与方东树《汉学商兑》等，都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见。尤其是从科举功名、居官实绩与现实关怀等方面，通过对200名考据学家的进行量化分析与研究，指出乾嘉考据学家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对国家与社会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有着值得骄傲的 事功之学 ，有着直面人生的态度与积极进取的用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 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 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 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皇极经世书》共十二卷六十四篇，宋邵雍撰，以元、会、运、世四个概念推演历史演变与兴衰，起于帝尧甲辰终至后周显徳六年己未，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因取法乎 “元亨利贞”之方，故有“易外别传”之称。实际上是我国古典时代的“历史哲学”。首六卷《元会运世》凡三十四篇，次四卷《声音律品》凡十六篇，次《观物内篇》凡十二篇，末《观物外篇》凡二篇。前六十二篇是邵氏自著，末二篇是门人弟子记述。其中《观物篇》实乃邵雍之哲学、易理、历史学的理论大纲。朱熹极为推崇此书，说：“自易以后无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齐包括得尽。”甚至言：“康节（邵雍）易看了，却看别人的不得。”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 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 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 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 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 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 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皇极经世书》共十二卷六十四篇，宋邵雍撰，以元、会、运、世四个概念推演历史演变与兴衰，起于帝尧甲辰终至后周显徳六年己未，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因取法乎 “元亨利贞”之方，故有“易外别传”之称。实际上是我国古典时代的“历史哲学”。首六卷《元会运世》凡三十四篇，次四卷《声音律品》凡十六篇，次《观物内篇》凡十二篇，末《观物外篇》凡二篇。前六十二篇是邵氏自著，末二篇是门人弟子记述。其中《观物篇》实乃邵雍之哲学、易理、历史学的理论大纲。朱熹极为推崇此书，说：“自易以后无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齐包括得尽。”甚至言：“康节（邵雍）易看了，却看别人的不得。”
本书设置文史专论、目录与版本、校勘与注释、文献辑考、古文字研究、年谱与传记、皖籍文献专题、学术丛札、文献学评述等板块，反映了古籍目录、版本、校勘、古代文学实证研 究、古籍校勘与注释以及安徽地方文献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代表了 古籍研究学界的 水准。如王育红教授的《花蕊夫人宫词悬疑之定谳》一文，参阅花蕊夫人《宫词》的二十 八个版本，补入可资证明的史料，从前蜀后主诞日、宣华苑中的建筑及人物、王蜀宫中的服饰以及歌舞乐戏等角度，证明宫词确为前蜀之作。杨新勋教授的《 所收易 类书目订正》一文指出《四库采进书目》所收易类书目至少有十七种存在或书名、或卷数、或册数、或括注的讹误，并对这些讹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订正。真大成教授的《 王导“洛水边谈道”疏证》一文在通校《抱朴子内篇》相关版本的基础上，结合《
《洛阳伽蓝记》是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文献，本书运用文献学考证的方法来研究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本书在四个方面对《洛阳伽蓝记》进行了考证，主体部分为四章：一、考察《洛阳伽蓝记》作者杨衒之的姓氏、籍贯和生平仕履。二、结合有关史料，考证《洛阳伽蓝记》的成书背景。着重探析了《洛阳伽蓝记》创作的历史背景、学术背景和成书背景。三、《洛阳伽蓝记》人物考述，将《洛阳伽蓝记》所载的人物逐一与正史比勘，按照百官、皇族、庶民、僧侣、其他人物这五个分类标准，共计204人，着重考察了《洛阳伽蓝记》所涉及的人物生卒年月、籍贯和生平经历；考察其与正史、出土文献之间的异同，判断《洛阳伽蓝记》补正史之不足的文献价值。四、《洛阳伽蓝记》佛寺考述。按城内佛寺、城东佛寺、城南佛寺、城西佛寺和城北佛寺这五类，共计44座，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 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 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 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皇极经世书》共十二卷六十四篇，宋邵雍撰，以元、会、运、世四个概念推演历史演变与兴衰，起于帝尧甲辰终至后周显徳六年己未，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因取法乎 “元亨利贞”之方，故有“易外别传”之称。实际上是我国古典时代的“历史哲学”。首六卷《元会运世》凡三十四篇，次四卷《声音律品》凡十六篇，次《观物内篇》凡十二篇，末《观物外篇》凡二篇。前六十二篇是邵氏自著，末二篇是门人弟子记述。其中《观物篇》实乃邵雍之哲学、易理、历史学的理论大纲。朱熹极为推崇此书，说：“自易以后无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齐包括得尽。”甚至言：“康节（邵雍）易看了，却看别人的不得。”
《古典文献研究》是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主办、程章灿主编的论文集。此集收二十余篇文章，其专题分为文献文化史研究、经学及经学文献学研究、文学及文学文献学研究、文史 新研等。文章如张伯伟《书籍交流与政治：东亚书籍史研究方法再检讨之一》》，孟羽中《自家互文与他山之石:〈汪文摘谬〉探论》，罗韫哲《“库真”与“库直”:一个中古時期 外语音译词的考辨》等等。本书文章是文史研究的新成果，对推进学术前进多有助益，对 学术风气颇有贡献。
1979年始，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积极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陈宪章副馆长主持了其时整理上报善本的工作。《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入本馆所藏善本为1500余种，其中宋刻元明递修本1种，元刻本22种，明刻本986种，清刻本232种，其他为稿抄校本。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存放于普通古籍书库中的大部分清初刻本、部分明刻本并未上报；宋绍兴二十一年两浙西路转运司王珏刻元明递修本《临川先生文集》、元至元间刻《资治通监》（残本）因未能确定版本亦未上报。以此次上报的善本品种为基础，并稍扩充之，1982年图书馆编印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目》。2002年为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为展示馆藏精品，加强古籍善本的保管及表彰百年来北师大人，尤其是图书馆人艰苦蒐集的精神，2000年初，图书馆领导决定在校庆之际重新编订并出版《北京
《洛阳伽蓝记》是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文献，本书运用文献学考证的方法来研究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本书在四个方面对《洛阳伽蓝记》进行了考证，主体部分为四章：一、考察《洛阳伽蓝记》作者杨衒之的姓氏、籍贯和生平仕履。二、结合有关史料，考证《洛阳伽蓝记》的成书背景。着重探析了《洛阳伽蓝记》创作的历史背景、学术背景和成书背景。三、《洛阳伽蓝记》人物考述，将《洛阳伽蓝记》所载的人物逐一与正史比勘，按照百官、皇族、庶民、僧侣、其他人物这五个分类标准，共计204人，着重考察了《洛阳伽蓝记》所涉及的人物生卒年月、籍贯和生平经历；考察其与正史、出土文献之间的异同，判断《洛阳伽蓝记》补正史之不足的文献价值。四、《洛阳伽蓝记》佛寺考述。按城内佛寺、城东佛寺、城南佛寺、城西佛寺和城北佛寺这五类，共计44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