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帝国的泱泱大度与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给后代留下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本书以唐代中央政权的机构决策活动为主线，打破传统的三省六部制研究架构，将其分为决策和谏官两个互相补充和互相制约的部分，研究其决策层次与方式的变迁，决策会议的召开与决策权力的分配。推而广之，对唐代以地方情况上报制度、出使监察制度和求言上书制度为主体的决策的依据与信息传达渠道，以及决策与行政效率的变化，包括诏令的起草与下达，保证行政效率的各项制度的运行，都进行了深入讨论。作者期待由此探究导致唐王朝的治乱兴衰背后国家行政和决策体制所产生的关键作用，进而寻求唐代的治国之道。

《史记》问世以来，受到了历代学的重视。西汉时期，《史记》开始流传不久，就有学者引用《史记》的文字，并出现了十几家续写《史记》之作，可见《史记》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武帝以后儒家思想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史记》由于思想倾向不完全符合儒家思想规范，所以不断受到批评，西汉未扬雄在肯定《史记》“实录”的前提下，又提出《史记》“是非颇谬于经”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史记》的普遍看法。 清代是《史记》研究史上的集大成时期，在《史记》考证和评论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清代学者在继承前代《史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学史上许多焦点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讨论。

在工业时代的所有伟大创举中，铁路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1830年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开通，标志着铁路时代真正来临。在此之后，从伦敦到爱丁堡，路程耗费时间由2个星期缩短到2天，城市之间不再遥遥相望。普通人可以选择去远距离的城市工作，再乘坐火车回到郊区生活，这种跨地区通勤改变了农耕时代以来的社会形态。由于人们的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周围地区，远途旅行成为新兴潮流，更多人开始以一种全新视野，打量以前到达不了的世界。铁路成为连接世界的工具，更深远的影响是，它促进了工业以来的现代化进程。铁路使得商品、人力在城市之间高效流通，加速了资本运转。得益于大规模修建铁路网络，19世纪西方国家一跃建立了世界的工业文明。铁路技术向世界各地传播，触及了看似完全不可能的高度和遥远的角落，也催生了一批充满胆识的时代奋斗

本书是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滨下武志先生积10年心血完成的力作。与以往西方学者把“欧洲的近代”作为近代社会的代表形态的观点不同，作者提出应该从各个地域自身的历史过程来研究其历史本来的发展规律。同时作者对“清朝之衰退”也持异议，认为这一时代的中国经济状况，既将外国事物有机地纳入自身逻辑体系中，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又与亚洲地域内部密切关联，是充满“活力”的。在本书中，作者从中国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研究入手，通过清末财政与海关、赫德与中国海关、海关与贸易统计和通商口岸与地域市场等问题，对中国地方经济与中央财政的结合与分离、地域经济自律性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实际状态作了深入研究，并尝试把这一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时代来把握，通过国内外同时代人的观察、论点和记录来揭示其整体

本书围绕着如何理解“常识”这个话题展开。“常识”可分多种，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一些观念会及时帮助人们处理面临的难题，这时“常识”就会有效主导行动方向。可是在历史观层面长期形成的某些刻板僵硬的看法，如果不经调适修正，也许会妨碍历史认知质量的提升，必须加以辨析。内容大致分成三类，类检视四十年来中国史学从思想史、学术史向社会史、文化史转型期间需要反省的若干议题。第二部分讨论如何处理明清以来直到五四前后历史的延续与断裂双重并存的复杂势态，着重辨析一些被忽略或误解的观念，尝试激活其中潜在的认知能量。第三部分是访谈记录，主要围绕着近些年自己出版的一系列论著答疑辩难。作者作为我国当代新史学领军人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此书就是相关的一个总结。

这是将近代中国的刑罚学、犯罪学、法制史、监狱学和监狱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第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在详尽地回顾近代欧美和日本刑罚学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此书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和档案资料编织为一个有机的栩栩如生的整体。近代中国监狱内中外囚犯的职业训练、卫生指导、道德指导、暴乱与逃跑、死刑、外籍罪犯的待遇、监狱的建筑，乃至鲜为人知的监狱管理者的喜怒哀乐，犹如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传统文化结构的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以及这些特性对民国时期的社会进程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本书中也得到了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