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理解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问题，离不开对“家”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许烺光基于云南西镇的深入田野调查，勾画了一个社区中的中国传统家制与伦理。本书以家族兴衰之现象透视中国历史之规律，挖掘中国社会体系中文化与人格的复杂关系，阐发父子一体与大家族理想的相互构成。其中，整体的社会文化和个体的社会行动均以“祖荫”为核心。祖荫下的观念与生活形塑了诸多人格类型，奠定了社会基本结构，贯彻于整个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南怀瑾先生关于《史记》重要篇目以及司马迁写史之深意的讲述，透彻而珍贵，对于现代人认知中国历史乃至传统文化的精深内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书对于南师讲述史记进行了系统化梳理，共分为三部分： 章介绍司马迁写史的独特奇 之处；第二章对于史记重要篇目的解密阐述；第三章介绍现代人为什么要读史。本书方便传统文化爱好者 加深入地领会《史记》背后的深刻见解， 深层地领略读史的重要意义，且能古为今用，提升智慧洞察力。
本书在对北宋宫廷政治的研究中开辟了新天地。作者行文风格生动活泼，娴熟的引文翻译和丰富的轶事不仅清晰地阐释了主要论点，同时使它成为一本引人入胜的有趣读物。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这是第一本对司马光的事业和思想进行全面研究的英文著作。
本书以时间为序，采取左为中国大事年表、右为外国大事年表的体例对比编排中外历史发展进程，直观形象，有助于读者：（1）了解和掌握在同一时间段发生的中外史事，特别是利于学生对比记忆来易于记住；（2）在同时段发展的对比中，发现中国文明何时领先于世界文明，何时落后于其他文明，深思民族发展的命运。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有一句名言：“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本书所涉及的，就是“其表在政”的部分，包括近代的制度、人物与史事，它们是世运盛衰的直接表征。书中收录的20篇文字，内容跨度百余年，从嘉道年间到1919年底，阐释晚清君主的早朝、召见活动时君臣的互动、中枢机构的运作、皇帝如何批示文书、官场的机密通信，尝试从制度的视角，重新解释影响历史走向的诸多政治事件，包括辛酉政变、皇族内阁、清帝退位、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权继承，也勾勒了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驻美公使陈兰彬、驻英公使汪大燮、风云人物康有为、外交总长陆徵祥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表现，揭示这些人所熟悉的史事、人物背后一些幽微的线索，希望给读者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精)》是王明珂的新作，正文共有九章，通过人类生态、本相／表相、认同／记忆、文本／情境等概念，作者提出一种由表相（文本、图像、电影、社会事件等等）认识社会现实本相的分析法。这是一种结合多种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研究，作者称之为 反思史学。同时也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作者对史学的反思。作者希望读者／研究者能因此练就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能看透被典范知识蒙敝的真实世界及其历史变化过程，因此对外在世界有真实体认，以及反思与反应。
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它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历史学是什么》作者葛剑雄围绕“历史”“历史学”“中国历史”等核心词汇高屋建瓴，结合普通读者熟悉的多个案例深入浅出地呈现了一个学科的精彩面貌。
《技击余闻》是林琴南的笔记体作品，书中所记大都是闽中拳师的轶闻琐事。林琴南自幼娴习拳击剑术，精于此道，所以写得颇有神采。此书面世后，引领了民国初年“技击”系列作品的写作风潮，有多人为其作补或续。钱基博所作《技击余闻补》，于1914年在《小说月报》连载，是其中较为知名的一种。有研究认为，“技击”作品的出现，实际上是对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积极回应，其对侠的着力描写，反映了时代的心声。本次出版，把两种小书放在一起，既有可读性，又能窥见清末民初爱国、尚武风潮之一斑。
本书是有关中国民间信仰在日本德川时代本土化的开拓性研究。通过对“圣帝明君”“文武二圣”及“守护神灵”这三大范畴中八位“汉神”（伏羲、神农、大禹、孔子、关羽、妈祖、石敢当、钟馗）的个案考察，探讨中国民间信仰如何在近世日本入乡随俗，并产生跟中国不同的形象、传说、文学、祭祀形态及文艺表现。这些渡海东迁的“汉神”虽然保留了中国的名字，但他们的形象及精神已逐渐本土化，纷纷被纳入日本民俗传承及宗教系统，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
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是近代中国通过日本“中转站”引进的部较系统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全书共八章，分述历史学的性质、范围、定义、价值，以及历史与国家、地理、人种等之关系，历史大势及研究方法。 经比堪对照，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便直接受到其影响。20世纪初年，一些留日学生竞相翻译介绍，先后有多种译本出版。这些译本已十分罕见，现将其四种合刊整理出版。对于进一步探讨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形成的知识背景，中日史学两者的关联与互动，深入研究新史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等，均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知识的历史是什么?这本引人入胜的小书揭示了知识史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独特之处，以及它与科学史、思想史、知识社会学和文化史的区别。著名文化史家彼得·伯克首先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印度、东亚、欧洲、美洲和伊斯兰世界）广泛撷取范例，讨论该领域学者最关注的核心概念，继而梳理了"信息"转变为"知识"的"加工"过程，最后指出了当前该学科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并尝试为之提供解决的方案。本书对于所有学习历史和人文学科的学生，以及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来说，都是的。
《大唐创业起居注笺证:附壶关录》由[唐]温大雅,[唐]韩昱撰
本编从谭公的文集中撷取其精粹，鼎尝一脔。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中国这一概念在历史上的演化，各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及黄河、淮河、云梦泽几大水系的今昔变迁。上海地区的海陆沉降，以及有关此一大都会的得名、建镇、建县年代等历史文献的考订，亦是谭公一生治学的着力处之一。第二部分介绍《禹贡》《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几部文献和郦道元、祝穆祝洙父子、王士性、金安清等历史地理学家的重要贡献，尤其是根据《禹贡》《山海经》两书所及方圆四至的远近，以及对四至内山川的记述详略有别，推断两部著作成书年代的先后以及作者可能的生活区域，令人信服。末附关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存在的几处地理谬误。第三部分属谈往，追忆青年时代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顾颉刚，协助恩师创立禹
本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义与方法。实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视为作者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作者认为，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之不同。故本书实乃钱穆先生对历史研究之意义的阐述，然后再从意义来讲研究方法。作者在序中言，此书可另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大义”。
“道”底内容极其复杂，都可以用这个名词来包括它们，大体说来，可分为思想方面底道与宗教方面底道。现在名思想方面底道为道家，宗教方面底道为道教。宗教方面底道教包括方术符 在里面，思想方面底道家，就包含易阴阳五行底玄理。道家思想可以看为中国民族伟大的产物。这思想自与佛教思想打交涉以后，结果做成方术及宗教方面底道教。唐代之佛教思想，及宋代之佛儒思想，皆为中国民族思想之伟大时期，而其间道教之势力却压倒二教。这可见道家思想是国民思想底中心，大有“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底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