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六国后，嬴政面临着怎样的千古难题？旧制度为什么无法搞定新的欲望问题？鸿门宴上项羽为什么没杀刘邦？刘邦军事崛起的真正秘密是什么？为什么千百年来只有韩信的“背水一战”成功了？……楚汉争霸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中 璀璨的一颗珍珠。自公元前209年陈胜起义，到公元前202年刘邦一统天下，神州大地上群雄并起，色彩纷呈，高潮迭起。无数英雄豪杰蜂拥而至，奋战过百年之余烈，在秦末的这把大火点燃下，燃烧得热热烈烈、通通透透。自此，刘邦开创的大汉王朝，延续四百多年。这八年时间，可谓中国古代史中 为精彩的八年。
《艺术、神话与祭祀》是张光直先生诸多学术著作中的一本，也是作者自己 为喜爱的一本。该书以他1981至1982年在哈佛大学为非专业本科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的讲稿为基础，选编而成。该书写作目的：“其一，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和构成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本书将以此开辟出一个新的基础研究视角；其二，如果能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古代文明的研究，至少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必将受益匪浅。” 张光直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通过对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沟通天地的祭祀过程及手段、古代中国青铜器及其装饰艺术（主要是动物主题装饰艺术）的意义、古代文字的产生及表现形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回答了文明或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问题。
《历史讲稿（第二版）》是雅各布 布克哈特于1865—1885年间在巴塞尔大学教授历史课程时的讲稿，最初的德文本由埃米尔 迪尔整理，以《历史段章》为题出版。中文翻译依据的是自由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哈里 琼的英译本《论历史与历史学家》。为标明此书的讲稿性质，中译本决定采用与德文本相近的书名——《历史讲稿》。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先生“学识的记里碑”，某种程度上是其史学的综合性总结之作。全书辑胡注精语七百数十条，引证书籍二百五十余种。体式首引《通鉴》原文，退一格排胡注（第七篇取材于《通鉴释义辩误》，故皆是《辩误》之文），再退一格为“发微”。（此为陈先生创例，原为刘乃和《三国演义中征》而设，参刘氏《重读 札记》,见《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而首十篇史法，后十篇史事的格局，则得自早年对赵翼《二十二史扎记》的体会：陈先生曾将《札记》分诉为“史法”、“史事”两大类研读（参陈乐素撰《陈垣》，见《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至于各篇宗旨，陈先生于篇前小序皆有明文抉发，幸勿忽焉。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记忆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关注。《记忆，历史，遗忘》一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它们根据主题和方法而独立成章。部分是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层次上来讨论记忆以及与记忆有关的现象。第二部分探讨历史，这部分的讨论属于一种历史科学的认识论。第三部分则试图在一种关于我们人类之历史条件的诠释学的总体框架中对遗忘进行思考。 全书在细致研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洛克、尼采、胡塞尔、涂尔干、布洛赫、福柯、布罗代尔、埃利亚斯、哈布瓦赫、勒高夫等诸多重要思想家的基础上来考察记忆、历史与遗忘这三个互相交错又判然有别的主题，是利科从个人、职业和公共层面深入展开思考的结果。
“宅兹中国”，语出《何尊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这一国宝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刻有长达122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王城的重要历史事件。全文如下：“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达文王，肆文王受兹因（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牧民。”宅，居住的意思。 “中国”这个名词，是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习用的，但是真正问起这个名词的含义，相信很多人都不容易表述清楚。而随着对“中国”这个名词的思考，便会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谁是东方？何谓“中华”？“中国”意识从什么时候凸显？“汉族”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如何从历史与现实中界定“中国”？中国会否在亚洲中“消融”……学者葛
藩镇史一直以来都是唐朝历史的研究中避不开的一个课题，而其中又以河朔三镇 突出。大唐盛世的荣光之下藏着什么样的灰暗底色？河朔藩镇的迷局里又是怎样的波诡云谲？一边是日渐式微的大唐帝国，一边是蒸蒸日上的河朔藩镇，它们之间究竟有怎样的碰撞与火花？本书将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结合史籍资料，以时间为轴线，揭开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衰亡的秘密，逐步展现中晚唐的河朔藩镇割据史。
《老照片》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现每两个月推出一辑。辟有“故时风物”“名人一瞬”“旧事重温”“私人相簿”等栏目。通过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并辅以生动活泼的文字，以独特的视角回望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可看、可读的历史读本。本辑《老照片》中讲述了关于世纪前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三位同窗好友的故事，收录了1937年美国水兵镜头中的烟台的照片，记录了胡适与大使馆的女主人的一段交往。
对于时下流行的某些东抄西凑、胡编乱造甚至是搜奇猎艳、不堪入目的历史普及读物，史学家往往义形于色、激愤不已。但当出版社请他们写点雅俗共赏的普及读物时，他们又大多表现出几分矜持，婉言加以谢绝。史学家既然不屑为之，拱手相让，普通大众又有需求，有些门外汉便操起剪刀浆糊，加紧炮制，平庸粗劣的作品于是越来越多，造成恶性循环。 我们的史学家对普及读物，显然存在两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认为自己的职责是从事专门的研究，发掘新的史料，提出独到的创见，撰写高深的史学论著。不错，史学家肩负发展历史科学的重任，有重要价值的史学论著当然越多越好。但是，我们切莫忘记，历史研究的终目的，在于探明历史真相，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改造现实、开创未来。这里就有个把专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浅显易懂的普
本书围绕对十九世纪到当代的德国历史观和德国民族史学思想传统的讨论，追溯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性历史，考察了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历史观。当现代历史研究十九世纪首先在德国大学中被职业化的时候，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与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如德国历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受到了对德国民族性认同的深刻影响，这种“历史主义”虽不能说直接导向了主义，但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德国抛弃民主制度和确立主义的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