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麓先生曾言： 辛亥革命后的山重水复是 五四 运动兴起的背景， 五四 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后有国共合作，而后有五卅运动，而后有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它的伟大意义将这样历史地表达出来。 这段话是本书的思考缘起，提供了理解五四运动的钥匙。本书希望打破五四研究由来已久的 北京中心主义 和 革命消解主义 ，从 地方视野 出发，展示中国各区域，尤其是江浙地方上五四运动发生、拓展、延续的机制；中心对各地方强度有别，路径多样的影响和地方人士那些不能被中心消解的主体性和被中心激发出的主体性。同时，本书也希望立足 长程革命 ，考察 五四 的剧本和 五四 的舞台，揭示干革命者、说革命者和不革命者的实际人生和身心演变，以在20世纪中国革命史中真正理解 五四 。
现代化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的不懈追求。中国现代化走过了何种轨迹？以解决哪些问题作为核心？与西方现代化有何种重要区别？在本世纪中叶建立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又存在哪些比较优势和主要难题？本书对这些基本问题做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本书为 历史学者李怀印全新力作。书中立足地缘战略、财政构造、政治认同等 转型的关键变量，展开一幅从地缘 向主权 、工业 依次过渡的宏伟历史画卷，在二百年视野中理解中国的现代化。作者持续关注185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与演进轨迹，从晚清时期现代化的艰难启动到改革前30年的经济增长，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等，并展望2050年中国的现代化前景，既立足历史，又注重将中国置于 背景中进行考察，展现了中国现代化展开的独特方式，可为思考当下变局提供参考。
《 中间地带 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是我主要的代表作之一，是到目前为止少数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对**年代中共成长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的看法的一本书。这本书大的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终竞被中共所推翻？
《前浪后浪》，飞越百年，在上一部《脉动中国》兄弟书的历史延长 ，重新出发，继续为当代中国人探索精神血脉根源，聚焦上百位知识精英心路历程的个案研究，关注这一百年来我们的中国。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五四，谈何革命？中国革命的许多秘密，都可以从晚清激进知识人那里，找到 初的基因。 纵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可以看到有两条脉络、三次世代 替和四个内部分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 替和内部分化，反映了其内在的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1920年代的北伐在形式上是战争，在实质上是革命。经过这场战争，中国从政治到社会等各层面均有深远变动。这一时期，地方社会既有的军政力量在革命过程中不断分合演进，深刻制约了国民政府对地方政治的整合。本书从军事和政治的互动与关联出发，探讨北伐时期地方军政格局演变和政治整合历程，进一步揭示地域社会原有的社会关系与革命阵营内部派系分合的复杂纠葛。
从“一枪不放司令”到“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张学良如何完成蜕变？张学良与中共秘密结盟的目的何在？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为何半途而废？张学良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吗？西安事变到底谁是主谋？为什么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中共与张学良的结合，何以最终演变成了“兵谏”？本书介绍了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于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身为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深得蒋介石器重的张学良，何以会冒险与自身尚处于靠前危险中，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几万红军暗通款曲，甚至于把宝押在中共身上?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先生运用中外权威资料，梳理这段历史公案，其精辟的解说、合乎情理的推论、独到的见解、畅晓的文字
本书用历史事实说明从战场到后方，从农村到城市，从生活到经济，从舆论到思想，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回顾1948年中国经历的风风雨雨。如果说1947年是转折的一年，1948年则是决战的一年。在这一
红色金融的建设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货币作为金融的核心，为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乃至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心，知史可以察今，学习红色货币知识，增强经济发展信心，助力金融事业发展，能够 好地为当前的经济工作服务。该书从近代革命史的高度以及从经济史、军事史的专业角度，详细介绍了红色货币的发展历程，充分肯定红色货币的重大意义。本书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和活泼的文字介绍那段峥嵘的岁月，并配有金融趣闻、金融人物以及一百多组（二百余张）货币彩图，以期 好地激发现代读者阅读兴趣，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
1920年代，革命、战争和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混乱。与这场巨变相关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城市中。被铁路、电报、共有的城市心态捆绑在一起的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形成了一个竞技场，市民们对当时的一些大问题争论不休——寻求社会和谐与 和平、保卫人民和 主权、追寻一个独特的现代中国社会。人们卷入了这些冲突，因为他们知道，军阀的来来往往、抗议者的游行、知识界的言论、工厂的开闭都有可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史谦德检视了1920年代的北京居民如何应对由流动的士兵和政客，以及思想、资本、技术的剧烈运动所造成的变化，剖析了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都城。通过考察人力车夫、警察、工人、僧人等群体的政治经历，史谦德揭示出时代的力量是如何被普通人深刻感受的。这幅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城市社会的群像，强调了经过群众运动、集
1949年，康奈尔大学年轻的博士候选人施坚雅怀着对中国研究的热情来到战争中的四川，安顿在成都西南的高店子，展开了对中国乡村的田野调查。他努力学习四川话，住进农户家中近距离体验乡村生活，也常常坐到茶馆里与人聊天，观察中国社会的运行方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对从市场角度研究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逐渐从市场运作中发现了理解中国社会的密码。基于在高店子的田野调查以及大量文献资料，施坚雅在本书中引入“中心地”“六边形模型”等概念，剖析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及其现代变迁，提出了 的市场体系理论和基层市场社区理论，跳出行政划分的范围，为中国研究开拓了新局面。本书是施坚雅模式的理论起点和基础，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领域产生了广泛反响，至今仍是中国研究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日本侵华时期的上海，罪恶深渊中的两个男人在围城之中，演绎了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在耽于享乐的上海，维也纳人乔 法伦得以积累资本并逐渐获得赫赫声名。他是歌舞表演之王，他的名字在臭名昭著的 歹土 夜总会 法伦之家 的霓虹灯招牌上不断闪耀。美国逃犯杰克 拉莱带着被酸液腐蚀的指尖，以 老虎机之王 的身份，在上海闯出一片天。 衣冠楚楚的乔 与 幸运的杰克 犹如两颗殒石在空中轰然相撞，随后又在狂乱的挣扎中携手合作，抱团熬过这座城市彻底沦陷前的*后一段日子。 保罗 法兰奇还原了旧日上海 歹土 外侨的生活，还原了那里的种种罪恶，生动再现了这座城市长期以来被人忽视的一段历史。
本书是关于中国 古老农业区一个典型村庄全面而详尽的研究。这个村庄是作者的家乡，凭着对那里人们生活的熟悉和公正，作者写出了这本书。作者把台头村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家庭、村庄、村际这三个层次入手向读者呈现台头村总体的生活面貌，建构起一套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传统乡村经验研究体系。本书是切近理解和科学 的 结合，是 本把中国乡村生活各方面综合起来加以 贯通和透彻理解而成的书。该书和早于它出版的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以及晚于它出版的许烺光的《祖荫下》并列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的里程碑作品。
本书是一本抗战时期货币金融的全景记录，作者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1937-1945年间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真实记录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金融援助，以及穿插其间的中日货币战的情况，作者站在政府财政顾问的角度，理性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政府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取得的成就，批判分析了战时中国接受的外国援助的进程以及得失。作者从在华外国人的角度回忆了那段历史，因此本书是一本个人回忆录，战后作者通过多方渠道搜集查证了自己未掌握或语焉不详的史实以及资料，将自己的论述补充得更为完整可信，因此，本书更是一本珍贵的历史著作，能够为读者认识1937-1945年这段时期的中国以及中国的抗战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文庙既是祭祀孔子的神圣殿堂，也是官学所在，还是儒家文化的承载和象征。本书以天津文庙为个案，以历史视角研究民国文庙的变迁和孔子祭祀的定位。首先通过梳理民国时期天津文庙两次重修的始末，研究天津士绅在文庙重修过程中对社会文化认同的建构、对社会文化资本的运用，以及由政体改变导致的文庙衰颓的应对情况。其次，通过研究民国时期天津文庙祭祀孔子，探讨民国时期文庙的定位、祭孔仪式的价值，以及民国时期各阶段政府对文庙和祭孔符号的利用。*后，是通过对天津崇化学会的研究，说明在庙学制瓦解之后，民间是如何接续儒家的教育传统的，以及崇化学会回归文庙的意义和当地社会的影响。
《民国研究》系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专刊。创办二十余年来，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与支持下，产生了良好的学术效应与社会影响，现为CSSCI来源集刊。本刊主要刊载关于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相关史实与理论的研究文章，力争成为海内外民国史研究的窗口与园地。在求实的基础上鼓励创新是本刊的一贯旨趣；文风朴实、论从史出、观点新颖、逻辑严密、引文准确、注释规范是本刊对来稿的基本要求。
本书勾勒了一个四川农村手工技艺从业者社区20世纪的社会变迁史。该村落地处成都与乐山之间的夹江县。传统上，当地居民利用当地自然产出的毛竹为原料从事手工造纸谋生，并围绕这一核心技能形成特定的亲属关系网络和社区组织形式。而“技能”这一话题以两种互相关联的线索贯穿全书：技术性的，或社会性的。作者试图通过聚焦一种技能劳作的相关细节， 加透彻地了解乡村民众的生活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夹江的手工造纸技术面临着一系列重大冲击，改朝换代、战争、革命、集体化、现代化的理念和建设实践、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这些发生在“城乡鸿沟”宏观背景下的每一项重大社会变革都促使造纸人在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上重新定义身份认同。本书追踪了知识分配在一个世纪内的变迁，这导致了对技能的控制权大量地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初级生产者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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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发布“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许多民主党派总部及大部分民主党派领导人、社会各界代表人物都集聚在香港。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将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护送到解放区，筹建新政协、创建新中国，已成为中共中央迫在眉睫的政治任务之一。但南方尚未解放，要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排除港英当局的百般阻挠，秘密、安全地实现这场穿越台湾海峡的迁移行动，难度之大、风险之高，可以想见。、周恩来指挥于千里之外，运筹帷幄。经过香港分局和华润公司等机构的周密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300多位民主人士分批北上解放区，为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组织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这一壮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强大的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