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 六四九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十八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八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根据《新唐书》记载如下： 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征、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 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赉赐尤渥。 《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书成，如魏征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 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 的治世宝典。 唐太宗在读《治要》后

《资治通鉴全本新注（全十四册）》是张大可教授历时数十年对《资治通鉴》进行全本注释的成果。《资治通鉴》是北宋大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主修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终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记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历史。张大可教授 的新注吸收元刊胡三省注本的优秀内容，融合现代研究观点，除传统字音、字义、人物、地理、职官、历史掌故诸项注释外，还结合多种史书，以便全方位了解历史事件与人物。增设文前导读、大事提要、段意概括、点评等，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具有时代性、学术性、创造性、工具性等显著特点。简体横排符合现代阅读习惯，降低了阅读难度，意在使更多的人能够读原文，识全貌，深入《资治通鉴》一书的内容、体系及思想，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千年

《竹书纪年》原本据说有三十篇，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史事，其中从周幽王开始用晋国来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魏襄王二十年便滑再纪下去。《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座古墓里出土。这部史书书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书》；由于它按年编次，又被称为《纪年》。有时还冠上出土的地点，被称为《汲冢竹书》或《汲冢纪年》。一般称为《竹书纪年》。这座古墓出土了一批古书，《竹书纪年》仅是其中的一种。

本书汇辑辽、金二代的文章，务求广搜博取，不仅收录完整的作品，残篇断章也酌加摭拾。旨在反映其文章创作的全貌。共收录786位作者的文章3356篇。每一位作者之下，撰写400余字的“作者小传”，而后是原文和校勘记。本书对所收作品皆选择善本、足本为底本，同时参校以其他价值较高的本子。辽代部分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全辽文》为底本，金代部分则以粤雅堂本《金文最》为底本。

◆ 本书是从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馆藏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全宗档案中，选取部分满文档案，将其译成蒙古文、汉文，并以这三种文字出版。 ◆ 起止时间为民国八年至民国十七年。内容涉及政务、机构职官、军事、政法、民族、外交、财政金融、宗教、文教、交通等，对研究呼伦贝尔地区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昔余宰渭南六年，尝裒其公牍批判付诸剞劂，已数干部流布人间矣。光绪己亥春，开缺，以道府用。辛丑夏，遂擢秦臬，秋摄秦藩事。其自治文牍，一如为令长时。每一批词挂发，吏民传写殆遍。癸卯以后，秦中官报即以吾公牍为资料。积久手橐，多至盈尺。戊申秋，莅江藩任时，新政繁兴，公私困匮，事冗于秦者数倍，然亦时有批苔，为人传诵。吾乡李茹真大令劝付排印，以供众览。乃发陈臬以后之公牍，自辛丑迄庚戌，凡十年，厘为二十卷，名曰《樊山政书》。属夏午贻编修校雠删订，而付李君督匠排印。曩张文襄师鄙文。每秦报至鄂，欣然披览。时对僚属诵之，且曰“云门下笔有神，每言出若口，必与人异”，已而曰“藩司官不为小，而好作谐语是其一病”，感念斯言，为之泣下。今汰其甚游戏者，而仍间存谐语，聊志吾过，且实师言也。宣统二年七月二十

《唐鉴》是北宋史学家、政论家范祖禹的一部史论名著。范祖禹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唐及五代十国部分，待通鉴全书完成后，又把自己关于唐代历史的认识以史论的方式写定为《唐鉴》一书。《唐鉴》纵论唐三百年间的治乱兴衰，上起唐高祖起兵反隋，下迄昭宣帝被迫禅让帝位给朱全忠，共306篇评论，被誉为“深明唐三百年间治乱”的史学名著。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我同进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本书为《日本中国学文萃》之中的一本，作者入谷仙介是日本汉学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著述颇丰。入谷先生在本书中不是单纯地关注王维的诗和文，而是把诗人置于历史大背景和人际交往小环境去研究，从而得出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本书资料翔实，视角独特，文笔细腻。

《齐东野语》记南宋旧事为多，如“张浚三战本末”、“绍熙内禅”、“诛韩本末”、“端平人洛本末”、“端平襄州本末”、“胡明仲本末”、“李全”、“朱汉章本末”、“邓友龙开边”、“安丙矫诏”、“淳绍岁币”、“岳武穆逸事”、“巴陵本末”、“景定行公田”、“景定慧星”、“朱唐交奏本末”、“赵信国辞相”、“二张援襄”、“嘉定宝玺”、“张仲孚”等，都可以补史传之阙，提供了一些历史事实与历史真象，可以弥补元代所修《宋史》的不足。 《齐东野语》又记文坛掌故、文人轶事。“诗用史论”标示咏史诗与史论的渊源关系，“作文自出机杼难”标明文学创作的性，“诗用事”讽刺当时诗人以用典故多为博赡的倾向。放翁钟情前室”记陆游与唐琬的婚姻悲剧，“台妓严蕊”记道学家朱熹的卑劣与陈亮的荒诞，“王魁传”叙王俊明事迹以

本书是研究明代历史、民俗、文学艺术的重要笔记资料，深受古今学者的重视。 明末学者钱谦益曾高度评价该书，指出沈德符创为此书，有着超出该书价值之上的意义。他说：由于受明代复古派王世贞、李攀龙的影响，吴越学者迷恋古代典籍，相械不读唐后书。而沈德符独能对近世历史发生兴趣，近搜博览，对两宋以来的“史乘别集，故家旧事”，都能“敷陈其本末，疏通其端绪。”

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一书内容丰富，至今仍然有很强的可读性，有一定的读者群。图文注释本使用原周国林先生的注释，对原来注释本重新排版设计，并在适当的位置附上图片及简明的说明文字，使图片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

李商隐年谱晚近流传的有三家：一是朱鹤龄的李义山诗谱：一是冯浩的玉溪生年谱；另一就是这本张采田的玉溪生年谱会笺。三家之中，朱氏是草创，于商隐生平出处，漏略很多。冯谱则钩沈索隐，号称；伹晚出的樊南文集补编，却不及见，所以仍有不少舛误的地方。张笺是在冯谱的基础上删繁补缺，重行编定的。于前此各家的误笺，纠正颇多；也有不少创获，在上述各谱中，是较为精审的一本；可为研究李义山生平、作品的重要参考。

本书所收职官资料，以两西周金文为限，在每一类职官中，一般讲是以时代早晚为序。对职这材料编了顺序号，在每一类职官及每一个具体职官后面，注明了有关材料的号码。比较全面地研究西周职官而有较大的影响的几篇著作重点地做了摘要和评介，其他则仅存书目以备查考。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我同进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本书为《日本中国学文萃》之中的一本，作者入谷仙介是日本著名汉学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著述颇丰。入谷先生在本书中不是单纯地关注王维的诗和文，而是把诗人置于历史大背景和人际交往小环境去研究，从而得出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本书资料翔实，视角独特，文笔细腻。

《唯余笔墨情犹在 赵孟頫传》是一部以宋元书画大家赵孟頫为主人公的传记小说。 这部作品新见迭出，予人以多方面的启迪。作者不仅为我们勾勒出一位在中国书画艺术史上屹立潮头的艺术巨擘的鲜明形象，同时也通过大量与赵孟頫相关的重要的文学、艺术、文化活动的追述，解读了中国文学艺术史与文化史上鲜为人知的关键细节，值得关注艺术思想发展历程的读者细细品味研读，从中得到启示。

通制條格不仅是元代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书，还收录了不少有关元代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十分可贵。前北平图书馆於一九三零年据旧藏明初墨格为本残卷影印出版，为仅存之本。近年来，以此本为底本，有日本小林高四郎、冈本敬二两位教授主持编著的通制條格研究译注和我国黄时鉴教授的通制條格点校本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