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编纂而成的史学巨著,是我国部编年体通史,规模空前。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其所记载的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涵盖了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其主旨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因此在选材上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作用的政治史就毫无疑问地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通鉴》极其重视腐败政治,对于政治清明和黑暗时期都用功很深,也重视战争。举凡权力更迭、施政得失、制度沿替、人才进退都有详尽深入的记载,这些内容也是《通鉴》一书的精华所在,记述中尤其表现出编年史的优点。比起纪传体的一事互见于不同传记,《通鉴》在记述一件事、一项制度的时候,可以更清晰地表现出全貌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更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更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本书主要从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如何推进古典伦理思想的现代性转化?古典伦理思想对于当代社会伦理治理的意义何在?如何以中国视角来审视和解读古典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德性培育”作为维护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动力因,是社会伦理治理的重要组成。其中,“实践智慧”的理念承载着东西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传统,是搭建起德性教育理念与德性素养实践的一个桥梁。因此,笔者认为“实践智慧”构成了东西方伦理思想和道德实践的核心概念,也是当代社会伦理与道德实践的重要价值品质。找到古典伦理思想的内在逻辑,确立“立德树人”的哲学基础,对社会伦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这本书以陈寅恪执教期间备课讲义及其它零散史学原稿结集出版,为海内首次付印。遵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 这本书中纠正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王遵功业之说。列举史实,证述遵在东晋初年,团结江东境内诸政治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北方盛强胡族之侵略。当时中国之文化,因而得以保存,故其功实不可没。文中又分析南来北人之社会階層及居住地域,并论其与后来南朝史事之关系。篇末附载近年广州出土晋墓磗铭,亦可供治史者之参证。
《春秋繁露》是西汉儒家学者董仲舒的著作。顾名思义,是对《春秋》大义的一种解释和发挥。《春秋繁露》全面地阐发了董仲舒的宇宙观和政治哲学、伦理思想。同时,也反映出汉武帝时代儒学的基本面貌。《春秋繁露》共存篇目八十二篇,阙文三篇,限于字数,本书只对《春秋繁露》一书中的部分篇目进行了注译。在这一过程中,笔者选取了书中影响较大、较能代表董仲舒思想全貌的篇目。注译的原则是既注意严谨规范又尽量做到简单明白。注释较简而译文较详。本书所用的底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春秋繁露》。
《群书治要精华录》是贞观初年谏官魏征及大臣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从先前历代帝王治国资政的史料中撷取有关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精要而成的一部匡政巨著。该书上起五帝,下迄晋代,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撷取汇编而成,全书总计五十多万字。是中国历史上套按照经、史、子分类的类书,可以说是唐朝的“四库全书”。
《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是唐初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626年-949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
本书没有印本,只有一部底稿,原藏傅增湘家,后归北京国书馆。
《程氏续考古编》十卷,是正编内容的补充与考辩的延深,更侧重于考订诸史。这里涉及职官典制、户役政刑、地名沿革、经藉原委等,其中不乏独树一帜的新奇见解,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而如“仁宗厚葬”、“契丹称叔侄”之类富有非凡凡响的学术勇气,更具参考价值。
清代学者王夫之的史论著作《宋论》,共十五卷,以宋代帝王的顺序分章,通过对每位帝王在位时的人物、事件的功过得失的评述,以及对诸多历史细节的考察,探讨宋王朝由盛转衰最终灭亡的原因。《宋论》中有许多精彩而深
这本书以陈寅恪执教期间备课讲义及其它零散史学原稿结集出版,为海内首次付印。遵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 这本书中纠正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王遵功业之说。列举史实,证述遵在东晋初年,团结江东境内诸政治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北方盛强胡族之侵略。当时中国之文化,因而得以保存,故其功实不可没。文中又分析南来北人之社会階層及居住地域,并论其与后来南朝史事之关系。篇末附载近年广州出土晋墓磗铭,亦可供治史者之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