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以学者的博学、女性的细腻和诗人的才情将古典诗歌的解读水平推向新的高度的典范之作。作者新颖别致的审美眼光和连类而及的评析方法不仅使唐人七绝名作的意蕴得到新的阐释，也使传统的诗歌鉴赏理论得到了新的理解和升华。本书所选作品字约文丰，诠释精审，令人回味无穷，常读常新。

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浙江钱塘人。约生于北宋神宗元丰二——三年（一○七九——一○八○），约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初年间。本集收录朱淑真现存的作品，主要为宋魏仲恭辑绿、宋郑元佐作注的《断肠诗集前集》十卷和《断肠诗集后集》八卷，并将汲古阁毛晋刊印的《断肠词》一卷及本人辑绿的《补遗》一卷作为外编合编于后。诗集部分，以清汪氏艺芸书舍影元钞本为底本，校以民国南陵徐氏影印元刻本、明初刻递修本、明潘是仁《宋元诗?断肠集》自刻本、武林往哲遗着本、清钞本、清刘履芬钞本，还参校了《后村千家诗》、《诗渊》等。词集部分，采用明毛晋汲古阁本为底本，以四印齐本、《诗词杂俎》本为校本，还参校了《诗渊》等。

黄遵宪（1848-1905），近代爱国诗人、学者和维新思想家。 本集收录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黄遵宪的诗、文。此系首次结集印行。上卷为诗歌，下卷为各类文体文章及附录。 黄氏诗文内容丰富，涉及近代文学、史学、中外关系、社会民俗、政治思想等诸多领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先读《四书》，后读经史，兼习书法，是历代帝王必修之大纲。明代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张居正协同翰林院的讲官给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神宗）编写的讲“四书”的讲稿后来结辑成书，名为《四书直解》，“直解”就是相当于对古文的白话翻译。当时皇帝读书称为“日讲”，万历皇帝在明隆庆六年（1572年）即位时只有十岁，这部讲稿原书以最通俗的明代白话文写成，是为万历皇帝量身定做的宫内读本。后来该书刻本流传到宫外，成为当时通行的一种读本。清代的康熙皇帝读此书后御批：“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篇末俱精实之义，无泛设之词。”康熙皇帝甚至认为《四书直解》是自宋代朱熹《四书集注》之后优选的一部四书读本。本书就是张居正对“四书”中《论语》《大学》《中庸》所作的直解。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体史书。最早时它被称为《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尚书》是历代帝王的教科书和士子科举进身的之书。本书原名《书经直解》，是明朝隆庆六年，由两朝帝师张居正同翰林院讲官等人专门给万历小皇帝编写的日讲的宫内读本。直解《尚书》相当于对古文的白话翻译，是定制皇帝一人的皇家读物。这本书流传到宫外，成为当时通行的一种读本。清代的康熙皇帝读此书后御批：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篇末俱精实之义，无泛设之词。此书在今天仍不失为学习国学的辅助读物。

《诗经》中国古代诗歌开端，很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楚辞》是西汉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而成的一部诗歌总集，它作为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屈原是中国个伟大的诗人，形成了少有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影响。“骚体”诗歌以楚人、楚地、楚语等为其特色,是南方诗歌高峰,从此开启了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道路。《楚辞》既有天神与山鬼的华美，也有楚地山川人情的描述，包含着对生

先读《四书》，后读经史，兼习书法，是历代帝王必修之大纲。明代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张居正协同翰林院的讲官给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神宗）编写的讲“四书”的讲稿后来结辑成书，名为《四书直解》，“直解”就是相当于对古文的白话翻译。当时皇帝读书称为“日讲”，万历皇帝在明隆庆六年（1572年）即位时只有十岁，这部讲稿原书以最通俗的明代白话文写成，是为万历皇帝量身定做的宫内读本。后来该书刻本流传到宫外，成为当时通行的一种读本。清代的康熙皇帝读此书后御批：“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篇末俱精实之义，无泛设之词。”康熙皇帝甚至认为《四书直解》是自宋代朱熹《四书集注》之后优选的一部四书读本。本书就是张居正对“四书”中《论语》《大学》《中庸》所作的直解。

先读《四书》，后读经史，兼习书法，是历代帝王必修之大纲。明代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张居正协同翰林院的讲官给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神宗）编写的讲“四书”的讲稿后来结辑成书，名为《四书直解》，“直解”就是相当于对古文的白话翻译。当时皇帝读书称为“日讲”，万历皇帝在明隆庆六年（1572年）即位时只有十岁，这部讲稿原书以最通俗的明代白话文写成，是为万历皇帝量身定做的宫内读本。后来该书刻本流传到宫外，成为当时通行的一种读本。清代的康熙皇帝读此书后御批：“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篇末俱精实之义，无泛设之词。”康熙皇帝甚至认为《四书直解》是自宋代朱熹《四书集注》之后优选的一部四书读本。本书就是张居正对“四书”中《论语》《大学》《中庸》所作的直解。

先读《四书》，后读经史，兼习书法，是历代帝王必修之大纲。明代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张居正协同翰林院的讲官给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神宗）编写的讲“四书”的讲稿后来结辑成书，名为《四书直解》，“直解”就是相当于对古文的白话翻译。当时皇帝读书称为“日讲”，万历皇帝在明隆庆六年（1572年）即位时只有十岁，这部讲稿原书以最通俗的明代白话文写成，是为万历皇帝量身定做的宫内读本。后来该书刻本流传到宫外，成为当时通行的一种读本。清代的康熙皇帝读此书后御批：“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篇末俱精实之义，无泛设之词。”康熙皇帝甚至认为《四书直解》是自宋代朱熹《四书集注》之后优选的一部四书读本。本书就是张居正对“四书”中《论语》《大学》《中庸》所作的直解。

先读《四书》，后读经史，兼习书法，是历代帝王必修之大纲。明代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张居正协同翰林院的讲官给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神宗）编写的讲“四书”的讲稿后来结辑成书，名为《四书直解》，“直解”就是相当于对古文的白话翻译。当时皇帝读书称为“日讲”，万历皇帝在明隆庆六年（1572年）即位时只有十岁，这部讲稿原书以最通俗的明代白话文写成，是为万历皇帝量身定做的宫内读本。后来该书刻本流传到宫外，成为当时通行的一种读本。清代的康熙皇帝读此书后御批：“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篇末俱精实之义，无泛设之词。”康熙皇帝甚至认为《四书直解》是自宋代朱熹《四书集注》之后优选的一部四书读本。本书就是张居正对“四书”中《论语》《大学》《中庸》所作的直解。

《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馀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有闻而诮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学者，修仁义以为业，诵《六经》以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备位朝廷，与闻国论者，盖八年於兹矣。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当其惊风骇浪，卒然起於不测之渊，而蛟鳄鼋鼍之怪，方骈首而闯伺，乃措身其间，以蹈必死之祸。赖天子仁圣，恻然哀怜，脱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赐其馀生之命，曾不闻吐珠衔环，效蛇雀之报。盖方其壮也，犹无所为，今既老且病矣，是终负人主之恩，而徒久费大农之钱，为太仓之鼠也。为子计者，谓宜乞身於朝，退避荣宠，〔一〕而优游田亩，尽基天年，犹足窃知止之贤名。而乃裴回俯

本书20卷。作得早年逢王安石变法，中年经过元祐党争，晚年遭遇靖康之祸，故其见闻极为丰富。本书对王安石变法所记颇多，还记载了一些北宋初年的朝章制度及逸闻趣事。 《邵氏闻见录》，北宋学者邵伯温所撰，又名《河南邵氏闻见录》或《邵氏闻见前录》，“前”字乃是后人所知，为的是有别于邵伯温之子邵博所撰《邵氏闻见后录》。 本书的内容大体有这样几类：一、记录王安石变法中变法者与反对变法者的言行、思想、逸事，甚至连一些家庭琐事也不厌其烦地记入卷中，为后世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具有独值的历史资料。邵伯温对这两方的代表人物如王安石、司马光等各有褒贬，但总的来说，他盛赞的还是那些反对变法的人物，对他们思想道德、政治立场的肯定程度要远远大于变法者。二、记载了北宋时期朝廷和宫廷中的一些典章制度、铁闻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