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 20世纪 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作者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作者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作者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
《西方史学史》是个不容易对付的挑战。坦率地说，在应承下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是没底气的，因为我虽然对西方史学史有浓厚兴趣，也教过这方面的课程，并写了本关于古典史学的书以及个别文章，但对于进入这本书中的史学大家们，除了少数人我较为熟悉之外，多数并不真正了解，原因是没有认真、投入地研读过他们的原著，害怕出海客谈瀛洲、误人子弟的笑话。刘家和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迎战的勇气。他举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序中的一段诚恳的交代：“我毫不怀疑，很多人对于我所述及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除了菜布尼兹之外——都比我知道得多，然而，如果这就成为应该谨守缄默的充分理由，那么结果就会没有人可以论述某一狭隘的历史片段范围以外的东西了”。我当然远没有罗素的渊博和睿智，但罗素的求实态度却使我感动，给我启发：天下没有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