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名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初版于1987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对20世纪的历史学家、历史学派和历史写作做了成功的梳理，并作出精湛的批评。所谓新史学和旧史学并不能确指具体的历史学派和历史研究与写作的方法，因为总会有更多新新史学产生，使原来的“新史学”变成“旧史学”。因此在2004年的修订版中，作者增补了4篇文章，它们分别论述了后现代主义、世界主义、修正主义和“历史的终结”，阐释了新史学和旧史学的变种。

本书追溯了脚注的本质和起源，将以往零散的研究线索编织成一部历史，这是一段少为人知却又趣味纷呈的旅程，充满了未可预期的人文和思想意趣。脚注不是如一些历史学家所以为的那样一以贯之或者值得信赖；也并非是另一些历史学家所抵制的自负不凡、独裁专断的花招。脚注是由一个成分多样且又天才颖悟的人群创造出来的产物，在这个群体中既有哲学家也有史学家。脚注的发展变化历时甚久、波折重重，它的故事将一缕新的光芒照向了史学史尚未被述及的部分中很多幽暗的角落。

本编从谭公的文集中撷取其精粹，鼎尝一脔。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中国这一概念在历史上的演化，各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及黄河、淮河、云梦泽几大水系的今昔变迁。上海地区的海陆沉降，以及有关此一大都会的得名、建镇、建县年代等历史文献的考订，亦是谭公一生治学的着力处之一。第二部分介绍《禹贡》《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几部文献和郦道元、祝穆祝洙父子、王士性、金安清等历史地理学家的重要贡献，尤其是根据《禹贡》《山海经》两书所及方圆四至的远近，以及对四至内山川的记述详略有别，推断两部著作成书年代的先后以及作者可能的生活区域，令人信服。末附关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存在的几处地理谬误。第三部分属谈往，追忆青年时代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顾颉刚，协助恩师创立禹

本书是“长安史学丛书”之辑，收录了26篇论文。这是文章有的是资源历史地理学者的力作；有的是中青年学者的新锐研究成果。重点研究的是西部地区有史可考以来水土变迁的情况，总结了很多经济教训，足为今日借鉴。

本书探讨的是20世纪前半叶唯物史观传播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全书从要点式、专题化、体系化三个层面对唯物史观传播形式的系统化演进进行了研究，进而分析了唯物史观由机械到辩证、由外来而本土的中国化趋势；同时，从史学目的论、历史阶段论、历史主体论、历史方法论角度对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史学的理论探索进行梳理，并将其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分为经济的研究、社会学的研究、辩证法的研究、中国化的研究四个阶段。从这些相对新颖的角度诠释了唯物史观传播是如何形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形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又是如何丰富了唯物史观研究。

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是近代中国通过日本“中转站”引进的部较系统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全书共八章，分述历史学的性质、范围、定义、价值，以及历史与国家、地理、人种等之关系，历史大势及研究方法。 经比堪对照，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便直接受到其影响。20世纪初年，一些留日学生竞相翻译介绍，先后有多种译本出版。这些译本已十分罕见，现将其四种合刊整理出版。对于进一步探讨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形成的知识背景，中日史学两者的关联与互动，深入研究新史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等，均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两书均为清代南京地方志书。《江宁府七县地形考略》专述南京山川形势，勾勒扼要，记述详实，后附相关地图，形迹分明；《上元江宁乡土合志》是南京 部乡土志，反映南京自然地理、人文物产概况，简繁相宜。两书对于 南京城跨江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作为一个认真地修剪历史枝条的工匠——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位，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布洛赫比很多人都要清楚，自古希腊以来，历史便承担着叙述即时发生的事件真相的使命，真实（无论它是否存在）是历史的价值。布洛赫从幼子无意的疑问（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呢？）入手，为历史的高贵价值作了一番慷慨激扬的辩驳，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历史与人类和时间的种种纠葛，并提出了历史的考察、考证等工作的方法论。书中没有令人望而却步的理论体系，只是些娓娓道来的治史心得。这本小书被称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为后代年鉴学派所发扬光大的总体史思想、长时段理论等均可在此找到源头。

本书以时间为序，运用比较丰富的资料，对唐太宗随李渊发动“晋阳起兵”到创立“贞观之治”历史的各个方面，包括他一生的军事、政治活动和思想作风及宫闱生活等，都作了详细的叙述。

《历史教材学和史学论丛土城集》分三部分，历史教材学概说、中国古代史论丛、专题探究、地域谱牒文化拾零。内容包括：历史教材学的研究范围、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体裁、历史教科书编写原则等。

近年来后现代史学在中国颇受重视，西方相关作品之译作也受到知识分子欢迎，不过以后现代史学的问题意识来研究当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发展、特色与局限，本书应属首创之作。传统中国的思维模式与思想架构如何能与近代西方学术接轨，一直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大课题，过去虽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却乏人从制度（尤其是大学）建构的角度来探讨这一课题，本书深入地分析了西式大学引进中国后，在打破国学框架、重组知识结构乃至训练一批专业史家，进而建立一套专业学术规范等方面所扮演的重要功能。本书不仅是一部史学史的作品，更具有学术史、思想史、制度史乃至教育史等多重面向，也可为其他学科找寻自身知识建构历程的借鉴与参考。

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是近代中国通过日本“中转站”引进的部较系统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全书共八章，分述历史学的性质、范围、定义、价值，以及历史与国家、地理、人种等之关系，历史大势及研究方法。 经比堪对照，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便直接受到其影响。20世纪初年，一些留日学生竞相翻译介绍，先后有多种译本出版。这些译本已十分罕见，现将其四种合刊整理出版。对于进一步探讨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形成的知识背景，中日史学两者的关联与互动，深入研究新史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等，均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李树谷生卒不详，字季方，号东川，河南夏邑人。他生活在清代乾隆和嘉庆年间，是清代著名诗人，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举人，历官湖南永兴、华容、祁阳等县知事。他的祖父李薛是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进士，后转翰林院庶吉士。青少年时期的李树谷十分聪慧，喜读书，博闻强识，擅长写诗。其兄李树庸的诗文也写得很出色，兄弟二人在商丘一带颇有名气，世称“二李”。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李树谷应乡试中举。以后相继在湖南做官多年。李树谷为官期间，关心民间疾苦，对人民既注重教育又注重颐养，因而深得民心。李树谷为官清廉，两袖清风，生活简朴，他曾在祁阳为官，待到去官离开祁阳之时，车上所载尽是他所著的诗集以及他喜爱的书籍。 李树谷为官时，寄情于诗酒山水之间，他曾因饮酒废事而丢掉官职，但并不以仕途的进退得失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