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进步有赖于不断的创新。历史是一个变动不居、新陈代谢的发展过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化而不可能凝固不变。后人或根据新发现的史料补正前人某一个判断，或是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对某一问题予以更为全面、本质的阐释，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正如李大钊所指出：“历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其中不乏论著，颇有创见。在以往的研究中曾有过的简单化、片面性的偏向，已逐步得到了纠正。这种创新是可喜的，它深化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每一块墓碑下都躺着一部整个世界的历史。《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即是从点滴细节对各色人物命运的探究分析，他们的经历、遭遇、思想变化，与大历史、大时代息息相关。 1955年5月19日凌晨，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在家中被捕。此前，上海成立了“反胡风运动”的五人领导小组，毛泽东在北京亲自召见了一位领导小组成员，听取汇报。当听说上海还未发现胡风分子、一切还在调查中时，毛泽东非常不高兴说上海太斯文了，反问“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就此一句话，决定了彭的命运。 被人称为“梅花院士”的陈俊愉，“文革”中，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反复批斗。一个重要罪状是：“国民党定梅花为国花，你喜欢梅花就是喜欢国民党！”他花二十多年心血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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