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主要介绍以下问题：文学研究所为什么 中落？和丁玲这位个性独特的著名作家来主持有关系。那个地方，曾因丁 玲而闻名遐迩，又因丁玲而成为是非之地。文学讲习所整风时，有人提出 ：“文讲所从成立到现在，共变动五六次。……历次变动与文艺界的矛盾 和宗派有很大关系。”但是，如果换周扬或其他人来办又怎么样呢？安在 丁玲头上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可以没有，但是，他能把文学研究所办成 真正培养作家的文学摇篮而不是文艺党校吗？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各类政治 运动、党内斗争、文艺运动，已经成为阶段性的循环秩序。文学研究所岂 能是世外桃源？《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作者邢小群通过对大量当事 人的访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重新审视了这段特定的历史。
反腐“零容忍”、“打虎”无禁区、“猎狐”撒天网、扼“四风”咽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顺应人民群众的期待，深入持久开展反腐败斗争，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一批腐败分子相继落马而身陷囹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些人在没有掌权的时候都是能力超群的精英分子而在掌权之后却成了腐败分子，权力到底是催情的春药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为什么集中全党智慧织就的恢恢天网在某些人手上却成了关猫的牛栏？ 《追问》是一部力透纸背的反腐警示录，通过一群落马官员的口述纪实，描摹他们从破纪到破法的过程，深刻揭示腐败分子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出他们灵魂衰落的轨迹。这是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施教于先、以案明纪，通过文学的形式加强纪律教育，引导
纪德君编写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生成及其他》主要从史传、说书与小说的亲缘关系入手，探寻了古代小说的生成机制、叙事特点及其文体形态，发表了一些较有启发性的见解，诸如：早期的章回体历史演义，主要是通过“按鉴”的方式从“通鉴”类史书中衍生出来的；通俗小说文体中诸多“非书面”的口头创作特征，是基于口头记忆、书场演出、听众接受以及说书伎艺的传承等需要而产生的；通俗小说的编刨，在不同程度上受编创者、出版者、评点者、接受者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另外，《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生成及其他》还对通俗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通俗小说的传播方式，以及明清小说研究中流行的某些观点、存在的分歧或争议等进行了反思，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安立志编著的《薛蟠的文学观》是“四方风杂文文丛”之一。《薛蟠的文学观》一方面就“红”说“红”。即通篇只对《红楼梦》的事件或情节进行分析或解读，现实事件或情势未着一字，虽然文章主旨稍显隐晦与曲折，读者自可体到文章的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借“红”说今。文章借用某些现实事件或时尚提法作为引子或由头，而分析的对象与主体却是《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这类文章的主旨较前者略微明显或浅露，目的在于提示文章宗旨是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评价与分析。以“红”证今也是本书一个重要方面。文章以当今社会的现象或事件作为分析主体，《红楼梦》的事件或人物只是作为分析工具或材料陪衬。这类的文章较少，但也算其中之一类。
春秋战国的长期混乱结束于秦的统一，秦朝强盛而短暂，秦末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汉王朝在政体上对秦多所承袭，但其立国精神却是承袭三代尤其是西周初年的；魏晋南北朝的长期混乱结束于隋，隋也强大而短暂，隋末群雄并起局面中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所处时代特点近似于汉。唐王朝为避免魏晋至隋短祚王朝的命运，把目光投向汉朝，把汉朝作为建政的楷模。对汉代文化的重视，对汉朝的向往，是唐朝创造繁荣文化的重要基础和动力。唐朝与汉朝中间相隔数百年，唐朝对汉代的传承主要是文化精神，与唐代文学有关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唐人对汉人在知识结构上的继承；其二，汉代文化精神对唐代文学表达方式的影响；其三，汉人的行为方式对唐代作家行为方式的影响
《绚烂与宁静》是作家红柯的一部散文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西部各民族文化与文学研究，收集了作者2005年至2014年间在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西部各民族文化和文学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所涉及的地方多是作者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透过文字，可以感觉出作者对其怀有深厚的情感，对其地域文化具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自豪感。另一部分记录的是作者对于黄河中上游各民族民间艺术的考察，涉及了民间的剪纸、刺绣、木雕、砖刻等。作者沿黄河走访了大量民间艺人，根据采访，如实记录了他们的学艺过程和生活状态。对于传统文化艺术的留存和传播具有积极意义。
《文史哲丛刊》主要收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表在《文史哲》杂志上的精品力作(个别专集兼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章)，按专题的形式结集出版。本书收录了丁玲、李希凡、孙范今等26位名家学者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论文，集中展现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在走向现代进程中的艰辛和执着追求。
本书主要探究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留美归来的“学衡派”如何成为现代文学*顽强的“复古派”，并*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多余人”。作者从分析“学衡派”的“人文主义者”与“圣人”身份想象的形成入手，通过梳理“学衡派”与他们身份想象的载体——《学衡》的关系，考察“学衡派”在其特定身份想象指引下所展开的文化实践，以及在这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身份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化语境的错位，力图尽量客观地呈现“学衡派”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及贡献。
本书系统的论述了书的有关概念、命名的产生、意义、依据和特点，全面的展示了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命名经验及方法，简要的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与解决办法；表明了书的命名是一种文化、一门科学，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按照人们的需求而变化，认真研究书的命名，不仅有利于保存检索利用有关书籍，而且也有利于掌握书的命名规律，进一步推动书的命名文化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可供书的创作、编辑、修纂、注疏、翻译、出版、教学等单位或个人参考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