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各行各业效率的提升和生活的便利,但卡尔指出,当我们每天在翻看手机上的社交平台,阅读那些看似有趣和有深度的文章时,在我们尽情享受互联网慷慨施舍的过程中,我们正在渐渐丧失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的能力。 互联网鼓励我们蜻蜓点水般地从多种信息来源中广泛采集碎片化的信息,其伦理规范就是工业主义,这是一套速度至上、效率至上的伦理,也是一套产量化、消费化的伦理——如此说来,互联网正在按照自己的面目改造我们。我们变得对浏览和略读越来越得心应手,但是,我们正在丧失的却是专注能力、沉思能力和反省能力。卡尔认为这是一种信息技术带来的智能伦理。 在《浅薄》一书中,有智能技术的发展历史,有大众科学的普及知识,有文化批判的真知灼见,全书处处闪耀着令人难忘的智慧之光,这些内容
中国的经济奇迹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外资、外贸和外汇政策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多大代价?中国获得的经济资源如何通过和平手段转变为国际影响力?就上述问题,借助对“三外路线”的归纳与阐述,翟东升博士的《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潜能(第2版)》从跨学科和整体性视角解读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并为读者勾勒出未来的政策演进趋势。
《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中国问题专家、高层智囊大声疾呼,警惕颠覆性错误,秉笔直书,向顽瘴痼疾开刀。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强调,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如果出现颠覆性的错误,那么少则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多则已有的改革成果会付之东流。 因此,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在哪些领域存在犯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就成为关键。我们必须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对那些可能的颠覆性错误有足够的认识,并且加以深入研究,才能预先加以足够的防范。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可能犯颠覆性错误的领域,正是国家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也正是制度建设能够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 在《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中,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和杨丽君,界定了可能出现颠覆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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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较系统地论述了苏联经济体制改革与俄罗斯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对一系列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看法。作者细致梳理了沙皇俄国经济体制至当前俄罗斯经济体制发展的全过程,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综合分析,理清其发展脉络,并附以详实的史料加以佐证,是苏联和俄罗斯经济问题研究的学术著作。
每一个流量明星都渴望获得更多人的“注意”;每一个普通人借助社交平台都有望成名。如今,人们的注意力是一种商品,越来越多的机构与个人加入注意力行业,收割大众的注意力,随之转售,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形式。就连我们的同事、朋友、亲人都在无形之中参与贩卖我们的注意力,即人人都在做广告。 从网红经济到知识付费,注意力商人的足迹无处不在,然而,收割注意力并转售这不是一个新兴产业,从100多年前的《纽约太阳报》开始,众多媒体与商业机构就在不断练习收割注意力的本领。这本书从20世纪初的报纸媒介到21世纪的手机媒介,梳理了百年来吸引及转售人们注意力的商业模式,为我们勾画了注意力变迁的动态过程。 也许我们都没有注意,但是我们都无法回避,我们是注意力经济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我们的举手投足,正在成就他人的商
这是一本物理学家撰写得跨经济学、社会、物理学等多学科的专著。在伊达尔戈之前,从来没有人以这样的方式研究经济增长。 什么是经济增长?为什么它只发生在历史长河的一些节点上?传统意义上的解释都强调了体制、地理、金融和心理因素。而塞萨尔?伊达尔戈告诉我们,想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还需要走出社会科学的研究,在信息、关系网和复杂性这样的自然科学中寻求答案。为了认识经济发展,塞萨尔?伊达尔戈认为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秩序的增长。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在1975年,阿根廷的收入是韩国的3倍,是一个富裕国家。但当时阿根廷的国家发展能力并不见得比韩国强。这个例子说明,发展能力要比财富更加重要,那为什么一些国家的国家发展能力要强于其他国家? 在《增长的本质》这本书中,伊达尔戈结合经济增长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