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追逃追赃是我国当前正在开展的反腐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腐败零容忍的重要体现。本书创新性地提出反腐败追逃追赃的精神意蕴和指导理念的概念,认为反腐败追逃追赃不仅要重视对于人和物的追回,更要强调通过追人和物实现对于正义的伸张,展现中国刑事法治发展的成果,赢得靠前社会对于中国刑事法治的信任,从而推动反腐败追逃追赃的良性循环和长期发展。在此基础上,围绕反腐败境外追赃的靠前外立法、典型案例以及相关制度构建三个问题,对于我国反腐败境外追赃进行反思,提出推动我国境外追赃全面开展的建议。
《腐败、政绩与政企关系——虚假繁荣是如何被制造和破灭的》是对某内陆城市一个国企集团破产腐败案的案例研究。作者李辉通过追踪地方政府在该集团从组建、壮大到衰亡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提出“政绩驱动”是促使地方政府和官员积极涉人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因,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滋生了大量贪污腐败的机会。在案例中可以发现,处于同样的政绩激励结构下,沿海与内地地方官员的回应策略却差异甚大;在任期内无法通过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来赢得政绩的地方,官员会采取替代性策略来执行中央政策,其中包括案例中凸显的“自我表现的策略”,即通过上下迎合、制造繁荣的方式来获取政绩。对此,作者认为,若考虑到地方政府“合谋”的可能,中央政府必须调整现有的监督体制,才能保证晋升激励机制的正面效用。
在法治和吏治方面,新加坡确实是很有一套的;法治严明、令行禁止、高薪养廉这些在中国很难推行的东西,在那里成了遏制腐败的“法宝”。这些制度在本书中有详细而精辟的阐述,但是新加坡的经验与其说是展示了一种成功的模式,不如说是我们继续思考看似简单的“腐败”问题。在我们法学家看来,似乎腐败就是违法,不违法的就不能说是腐败,违法至少构成了腐败的一个要件;但是经济学家很可能认为违法与否和事情的本质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法律是人规定的,我们可以把某种行为定义为“腐败”,也完全可以不这么定义。在某种意义上,高薪养廉相当于国家用国库的钱“贿赂”公务员,换取他们的“廉洁”行为。由此可见,腐败是可以“制度化”的,而制度化之后当然也就正当合法,不称其为“腐败”了。高薪养廉的经济成本不小,但好处是至少可以造
《国企廉政风险识别评价及管控研究》这本书倾注了作者刘汪楠的大量心血。本书在剖析国企党风廉政建设重要性的基础上,将新兴的风险管理科学与古老的反腐课题有机结合起来,将风险管理理论应用于国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际,构建反腐倡廉建设与业务工作之间的关联机制,为破解国企反腐难题找到了一个新的有效抓手。该书始终贯穿一条“主线”,那就是:通过设计国企廉政风险识别、评价和管控程序,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进行流程控制,并把廉政建设有关要求同步融人业务流程之中,查找出制度执行过程中的廉洁风险,有针对性地制定防范措施,建立起廉政建设与业务流程之间的关联机制,在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对廉洁风险实施控制,从而限度地降低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在法治和吏治方面,新加坡确实是很有一套的;法治严明、令行禁止、高薪养廉这些在中国很难推行的东西,在那里成了遏制腐败的“法宝”。这些制度在本书中有详细而精辟的阐述,但是新加坡的经验与其说是展示了一种成功的模式,不如说是我们继续思考看似简单的“腐败”问题。在我们法学家看来,似乎腐败就是违法,不违法的就不能说是腐败,违法至少构成了腐败的一个要件;但是经济学家很可能认为违法与否和事情的本质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法律是人规定的,我们可以把某种行为定义为“腐败”,也完全可以不这么定义。在某种意义上,高薪养廉相当于国家用国库的钱“贿赂”公务员,换取他们的“廉洁”行为。由此可见,腐败是可以“制度化”的,而制度化之后当然也就正当合法,不称其为“腐败”了。高薪养廉的经济成本不小,但好处是至少可以造
作为一本关于反腐败问题的学术著作,本书始终以预防腐败为主线,集中对于腐败行为进行技术层面的分析。有效的预防腐败的前提是深入了解腐败行为的发生机理和深层规律,这些技术性因素是腐败得以产生的关键,因此成为本书研究的重点。本书分为六章,第一章提出了公共权力(资源)、腐败动机、腐败机会“三位一体。的解释模式。之后用三章分别分析了公共权力(资源)、腐败动机、腐败机会的总体特点、变化规律及其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前四章构成了本书的理论部分,第五章和第六章则基于“三位一体”的解释模式,着重剖析了工程建设领域和国有企业的腐败现象的根源,并提出了系统的预防建议。
《廉政文化研究文库:廉政教育论》讲述,廉政教育是指一个社会或阶级根据一定的社会政治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廉政认知水平,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对受教育者施加身心影响,以提高对于廉洁从政的认识,并将廉洁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廉政教育不同于一般性思想政治教育。相对来说,一般性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为鲜明的党性、阶级性、时代性和政策性,而廉政教育则具有更强的道德性、历史继承性和全人类公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