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2019）》分为总报告、分报告、国际合作篇、国内区域篇、专题篇五部分。总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启了新的合作模式，激活了各种合作机制，创造了诸多合作记录，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为全球之路提出的中国方案。分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产能、园区及体育文化领域合作。国际合作篇讨论了中国与中亚、南高加索、西亚、南亚、非洲及北欧等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内区域篇着重分析了北京、江苏、福建、四川、内蒙古、广西及宁夏参与“一带一路”的规划和实施情况。专题篇研究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央企合作、中亚合作、带盟对接、海外利益保护及国际舆情等领域的问题和前景。

在法治和吏治方面，新加坡确实是很有一套的；法治严明、令行禁止、高薪养廉这些在中国很难推行的东西，在那里成了遏制腐败的“法宝”。这些制度在本书中有详细而精辟的阐述，但是新加坡的经验与其说是展示了一种成功的模式，不如说是我们继续思考看似简单的“腐败”问题。在我们法学家看来，似乎腐败就是违法，不违法的就不能说是腐败，违法至少构成了腐败的一个要件；但是经济学家很可能认为违法与否和事情的本质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法律是人规定的，我们可以把某种行为定义为“腐败”，也完全可以不这么定义。在某种意义上，高薪养廉相当于国家用国库的钱“贿赂”公务员，换取他们的“廉洁”行为。由此可见，腐败是可以“制度化”的，而制度化之后当然也就正当合法，不称其为“腐败”了。高薪养廉的经济成本不小，但好处是至少可以造

数世纪以来，腐败已成为公共机构的特征。然而，直到最近它才成为持续的科学分析的对象、本书作者约翰纳·伯爵·兰斯多夫是德国帕骚经济学理论讲席教授，同时是透明国际的高级研究顾问。作为对这门发展中的学科的重要贡献，兰斯多夫的研究显示，深入研究制度经济学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进行腐败交易所必需的制度以及那些有助于抑制腐败的制度。他认为，比起通过惩治来进行遏制，腐败行为者更容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作为腐败犯罪搭档的投机主义，以及落得不可信任的名声的危险这就暗示了一种新颖的反腐败策略——“看不见的脚”——由此，腐败搭档的不可信任性带来了诚实和良治，即使是在缺乏良好意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本书结合了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和一流的实证研究，对于关心反腐败改革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可谓十分宝贵的资源。

由戴杰主编的《清风拂面(沪上国有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案例精选)/上海预防文化系列丛书》挑选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国网上海电力公司检修公司、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上海中大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和上海申迪有限公司这七家沪上知名国有企业对其预防文化建设进行经验介绍，并展示其预防文化建设成果。全书主要内容分为七个部分，每个部分由一个国企具体讲述其如何与上海检察机关共同合作进行预防文化建设。

本书分为国家治理与廉能政治:理解探索、历史和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反腐败和腐败防治的中观研究三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制度化反腐:从廉洁政治到廉能政治;建设廉洁政治:内涵、意义与实现途径等。

腐败作为一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古来有之，不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这一恶习都未曾被有效地解决，且有愈演愈烈之趋势。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腐败已不再是随文明而至的少量尘埃，它已成为对国家乃至对世界安全的一种灾难性威胁。如何有效地遏制腐败不仅是许多国家的当务之急。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挑战。人类文明在掌握“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能力之间是有鸿沟的，社会学尚是年轻的学科，而“腐败学”更是完全处于初始阶段。尽管很早就有人对腐败作出了理性的思考，但对腐败问题的科学研究仍只是零星地散见于邻近的社会科学之中，远未被系统化和理论化，这显然与当前反腐的迫切性很不对应。萨塔罗夫的这本《反腐败政策》则是一本少有的运用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腐败问题的科学论著。《反腐败政策》透过历史的镜子追溯腐败的本质和

发展中国家比较政治研究是一门分支学科,近四十年来一直在寻找理论内核。现代化理论学派和依赖理论学派以及它们之间的争论,一度喧嚣,如今沉寂。在过去十到十五年中,一种更注重国家取向的方法取而代之,并引起相当大的关注。本书是上述学术传统的延续,提供一种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视角。本文集的作者们既有从一般层面、也有从具体国家层面切入运思,希望说服其他人转向几个相互关联且推陈出新的理论方向:chaoyue“找回国家”,将国家研究重新定位于它们的社会背景之中,进而采用一种更具平衡感的社会中的国家视角;将国家分解成各种研究对象,既视之为目的,也视之为更好地理解国家和政治变迁的手段;重新思考那些惯常用来界定发展中国家变动不居的社会势力的范畴;对国家—社会关系相互转化的特质持续保持敏感。

《腐败、政绩与政企关系——虚假繁荣是如何被制造和破灭的》是对某内陆城市一个国企集团破产腐败案的案例研究。作者李辉通过追踪地方政府在该集团从组建、壮大到衰亡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提出“政绩驱动”是促使地方政府和官员积极涉人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因，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滋生了大量贪污腐败的机会。在案例中可以发现，处于同样的政绩激励结构下，沿海与内地地方官员的回应策略却差异甚大；在任期内无法通过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来赢得政绩的地方，官员会采取替代性策略来执行中央政策，其中包括案例中凸显的“自我表现的策略”，即通过上下迎合、制造繁荣的方式来获取政绩。对此，作者认为，若考虑到地方政府“合谋”的可能，中央政府必须调整现有的监督体制，才能保证晋升激励机制的正面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