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一部记载中国古代国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的著作,反映的文化现象地负海涵、包罗万汇。除了保存着丰富的神话资料之外,还涉及到多种学术领域,例如: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医药、动物、植物、矿物、民俗学、民族学、地质学、海洋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可谓汪洋宏肆,有如海日。在古代文化、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山海经》是中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部奇书,也是一部旅游、地理知识方面的百科全书。 两大部分中,《山经》5篇是为一组,以四方山川为纲,记述内容包括古史、草木、鸟兽、神话、宗教等。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清楚。 《海经》中的
二十一世纪初有感于文化教育之重要,南怀瑾先生亲自撰成《中国文化教育的自诉》一文,讲述从远古夏商周至清代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教育、生活以及与政治、经济交互影响所产生的演变,叙述清晰扼要,内容发人深省。其后,南怀瑾先生随缘讲课,内容广泛,但终不离文化之根本——或讲述二十世纪以来教育的发展历程,或从人生目标、家教、师道等方面漫谈教育,或简论儒家的发展历程,提出本质上影响中国民间社会的并非儒家或孔孟之教,而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或谈中学与西学的体用问题,等等。《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将此类话题的讲述进行整理,与前文合为一体,南怀瑾先生亲自定名为《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以突显众所关心之话题。
梁任公在清末由革命家一变而为君主立宪主义者,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再变而拥护共和。民国元年结束其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归来,组织政党,担任阁员,“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愿望终于实现,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 然其理想实践程度如何?何以其正面政治生活又若是之短暂?何以在护国之役、讨伐复辟,以及新文化运动中,其表现又与革命家无异?任公对民国之贡献如何?盖难估计。谨就上述范围,试为探讨梁氏进退之道,激进与缓进,何者为是,作一答案。
《天演论》是自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英国学者赫胥黎的讲演稿,严复翻译。主要讲述了宇宙过程中的自然力量与伦理过程中的人为力量相互激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根本问题。 严复以“信、达、雅”三条为翻译标准,其翻译的《天演论》《论自由》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外文化关系史不可多得的好书。这些书已绝版多年,近期才少有出版。 鲁迅说: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愈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愈是那些伦理上秀的人。
本书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作为解释中国近现代史思想史上许多错综复杂现象的基本线索,在学术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毁誉参半。许多青年入学赞之为提供了崭新的范式变革。紧接此文,本书以数十年的新文学历程和哲学上“现代新儒家”等论题,简明而深入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诸多重要方面和问题,或明或暗地显现了上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身影、悲欢和坎坷命运。书中论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长文则结合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思想分析,说明由民粹主义、道德主义的入侵马克思主义,迷信战争经验等等,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
郭晓丽所著的《钟泰学术思想研究》全面梳理了钟泰学术思想和其对中国现代哲学的贡献,特别是通过系统地钩沉和整理材料,使钟泰之学术的全貌为之呈现。其次,结合当前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对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法和现代学术之体系建构均有切入与回应,力图突出钟泰学术思想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其学术的独值。再次,对钟泰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太谷学派的学术渊源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中国传统学术转型过程中的复杂面相,特别是通过民间性儒学问题的研究,为梳理早期现代思想的生发和开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更为广阔的视野。最后,对钟泰的国学研究、荀学研究、庄学研究等做了清晰的归纳、总结和积极的评价,以期充实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内容。
孟子是儒家学派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被后人尊封为“亚圣”,与孔子合称“孔孟”。所著《孟子》七篇十四卷,为《四书》之一,内容丰富,涉及政治、哲学、伦理、经济、教育、文艺等多个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次出版以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所收焦循的《孟子正义》为底本,约请专家充分借鉴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新研究成果,注释疑难词句及典故名物;逐篇翻译;每章都作题解,概述该章主旨。在校对文字、注释及作品辨伪、评析方面尽可能汲取先贤时彦的新研究成果。本书版本注释简明,翻译晓畅,装帧精致,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者的案头推荐书。
《梁启超思想平议》根据梁启超多达千余万言的论著,首先叙述梁启超生平,之后按照梁启超的重大贡献所在,从政治、哲学、伦理、文化四个方面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评议了梁启超思想。指出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梁启超一生探求中国变革之路,最终成为近代改良主义道路的“标本”;与近代多数变革者不同,梁启超在从事社会变革、政治斗争的同时又对文化领域的革新给予高度关注,因而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体系的主要建设者之一和一代学术宗师;同时,既由于个人原因,更由于时代原因,造就了梁启超的思想学术庞杂且多变的明显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