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部分说明汉语语法的特点和语法分析的问题。着重比较古汉语和现代汉语。 第二部分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考察汉语语法。 现代科学很重视高层次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低层学科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提倡各学科互相渗透，由此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汉语语法研究不断获得新的发展。 第三部分说明了对汉语语法的理性认识问题。人们通常在实践中通过试误掌握语言的结构规律。 第四部分谈方法和应用。这里谈的不是具体的操作，如层次分析，变换分析之类，而是从总体上加以论说。方法是材料和理论的中介。没有材料，谈不上建筑，缺乏理论，好比没有图样，不懂方法，无法施工，如何运用方法，这就是应用，之方面的著作很多，本书只简单地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汉语具有三千余年的文献历史和丰富多样的方言类型，因此就语法化研究而言，汉语有着其他任何一种语言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语法化无疑是汉语语言学特别是汉语语法学中的一个前景的研究领域。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马来，已有若干研究汉语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汉语的语法化研究。这些研究尽管视角和方法不尽相同，但共同的特点是力求从汉语的实际出发，通过语言事实的发掘和描写，揭示藏于其中的规律和机制，从而概括出若干语法化原则和语言演变理论。不过，这类研究成果大多是以论文的形式散见于外杂志，搜寻不便。有鉴于此，我们编辑了《汉语语法化研究》这本论文集，旨在总结汉语语法化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和促进汉语语法化研究和汉语语言学研究。

本书以出土文献为主要材料，考察几个语法功能项在战国——秦汉之间的发展。材料主要来自最近十年前后整理、公布的十余种战国简牍帛书。原始材料的形成时间，贯穿整个战国时代，下及于秦汉。文献内容有古书抄本和各类实用文书；前者是数种先秦儒家和道家的著作，后者包括文告、书信、法律文书、医药、日书及卜筮祷辞等多方面内容。 在研究过程中，出土文献的朝代特征——地域特征、出土文献——传世文献，是必须面对，而且需要处理好的两个重要关系。我们的初步看法是：词语功能和结构形式的地域特征，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空间分布的差异，可以作为语法连续性发展的证据。本书的基本工作，就是在楚地、秦地等文献中，说明共性、比较差异，理清发展线索。目前，不少传世典籍已经出土了先秦的抄本，两者加以比较，语法上的特点同异互

《先秦语法》是我国目前部断代语法。以《四书》《五经》及先秦诸子著作为研究对象，阐述主谓、谓宾、定中和状谓等四种关系，兼及虚词的用法。对先秦独有而后代所无，或后代大量存在而先秦尚属萌芽的一些语法现象，尤着重进行研讨，是研究汉语语法及发展史中的重要参考资料。

1653—1657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因向罗马教廷报告“礼仪之争”问题返回欧洲，在欧洲各国游历期间，在德国科隆出版《中国文法》，这本《中国文法》是欧洲学者深入研究中国语言不可缺少的参考书，是西方人学习汉语文法最早的工具书。

以往的构词法研究从两种角度研究词素之间的关系，一是句法结构角度，一是语义关系角度。它们的不足都在于，观察与分析的视角停留在语言的表层，因而对词素间复杂曲折的语义关系难以详尽描写和解释。本文从语义的深层出发，在认识的背景上挖掘复合词词素间语义关系曲折复杂的根源，力图描写和解释复合词构成的一系列语义过程，找出其间的语义组合规律，也即是说，从纯语义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构词法问题。 本文把复合词看做词汇与句法的一个界面，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复合词语义构词机制，为沟通词汇研究和句法研究做出尝试和思考。 复合词的语义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场影 ，可归结为的认知框架。复合词是框架（包括简单框复合框架）的成分在语言表层的映射。本着这一观点，本文的研究的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有以下拓展： （一）理论

《 词汇研究》是语言研究学者徐朝晖博士对陶宗仪的著作——《南村辍耕录》词汇的综合性考察。作者除了对词汇本身做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还对陶宗仪的生平经历、创作著述、成就及特点做了详尽论述，对《南村辍耕录》的词频做了统计和分析，通过词汇反映元代的社会状况。因而本书具有深远的研究价值。为语言学、历史学研究提供一份资料。

当代语言学已经进入了一个科学与技术的互补时代，信息处理水平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知识世界的载体是语符系统，信息处理的根本对象是语言信息处理。与计算机的出现使得语言符号有可能成为数据处理对象相似，神经科学实验仪器设备的应用，使得在大脑神经层面探讨语言机制成为可能。这些无疑都引导语言研究走向科技化，“语言科技新思维”(李葆嘉2001)应运而生。所谓“语言科学”包括理论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分支学科，所谓“语言技术”指语言研究的现代技术手段，包括语言信息处理、语音实验分析，以及语言的神经、心理和行为实验分析的技术手段等。就语言信息处理而言，又可以分为语料库研制技术、知识库研制技术、知识挖掘和抽取技术、句法信息处理技术、词汇信息处理技术、语音信息处理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