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作为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之典范,以其文笔之精审流畅,内容之丰富翔实,录事之求实考信,思想之博大精深而蜚声中外,倍受推崇。该书共二百九十四卷,计三百余万字;其记史也,上自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止于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在这部史学巨著中,司马光着眼于为政之方略得失,前世之兴衰隆替,集兴邦之略,匡君之言,为臣之道,善治之规于一体;融语言的艺术性、生动性,思想的哲理性与深刻性于一炉,前承古人,后照来者。《资治通鉴》问世九百余年,已刊刻出版七十余次;一代伟人*,一生曾阅读此书十七遍,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受国人推崇之程度。《资治通鉴》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瑰宝,在世界史学上亦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本书编者在参考胡注本及其他多家注本的基础上,杂采众说
李商隐年谱晚近流传的有三家:一是朱鹤龄的李义山诗谱:一是冯浩的玉溪生年谱;另一就是这本张采田的玉溪生年谱会笺。三家之中,朱氏是草创,于商隐生平出处,漏略很多。冯谱则钩沈索隐,号称;伹晚出的樊南文集补编,却不及见,所以仍有不少舛误的地方。张笺是在冯谱的基础上删繁补缺,重行编定的。于前此各家的误笺,纠正颇多;也有不少创获,在上述各谱中,是较为精审的一本;可为研究李义山生平、作品的重要参考。
汉朝司马迁作的《史记》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最伟大的历史名著,其中有许多文学名篇。因为司马迁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比较进步的历史观点和高度的文学修养,所以他能够审择史料,创设体例,刻画人物,把先秦以来多方面的史实和他当代社会各阶层的形形色色的动态如实地反映出来,写成这样一部完整丰富的“通史”。更因这部书有缜密的体例,可以妥帖地安排多方面的史实,于是就被那些由汉朝到清朝的许多史学家所接受和取法,无形中便规定了他们写历史的范式。另一方面,又因这书的内容丰富灿烂,生动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反映了社会的复杂生活,于是又被后来历代的文学家奉为典范,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莫大的影响。《史记》像一颗不落的星辰,永远照耀在历史的长河上;《史记》像一座山,永远矗立在中华民族和全世界的文化
李商隐年谱晚近流传的有三家:一是朱鹤龄的李义山诗谱:一是冯浩的玉溪生年谱;另一就是这本张采田的玉溪生年谱会笺。三家之中,朱氏是草创,于商隐生平出处,漏略很多。冯谱则钩沈索隐,号称;伹晚出的樊南文集补编,却不及见,所以仍有不少舛误的地方。张笺是在冯谱的基础上删繁补缺,重行编定的。于前此各家的误笺,纠正颇多;也有不少创获,在上述各谱中,是较为精审的一本;可为研究李义山生平、作品的重要参考。
《五帝本纪》是司马迁《史记》乃至“二十四史”的开篇,记述了从黄帝至尧舜时期的远古历史。《史记五帝本纪讲稿》作者李学勤编著的从中国文明起源的角度,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五帝本纪》进行深度讲解,并梳理了有关五帝时代及上古史研究的争论与探索。
文献流传从钞写过渡到版刻印刷后,同一种书有了不同的刻印本。何以是甲,何以是乙,多有各自的识别标识,后世每依这些标记识别它的刻印年代和刻印人家,从而判断其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但传世过程中,这些标记往往失去,加上有人有意造伪,识别与判断就为了难度。文献不同于器物,专设的版本标记尽管失去,但就文献内容本身,序跋作者或校注人的生活年代,以至结衔、职官、地理、纪年等用语,其至印章文字,如果仔细加以考辨都可反映那些失去的标记或根本未作标示的刻印年代和主持刻印的人家。这组版本志,不是随笔式的,是程序式的。依照识知版本的顺序,依次为版式描述、版本考订、特征记载。即:行款、边栏、版心书名;鱼尾形态、刻工姓名摘录(包括刊载位置);扉页题刻、版记或刊记、主要序跋、认定为本书刊刻时间依据之原文摘录
本书对初唐、盛唐及中唐前期32位诗人的生平事迹及著述情况,作了详密的考证,或填补空白,或订正,资料翔实,论证严密,多发前人所未发。此外,本书还对所考诗人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以及当时的诗坛和诗歌流派,作了宏观的考察,力求总结出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其中特别是对大历时期南北不同诗人群体的分析,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代文学研究中群体研究的新风气。本书初版于1980年,学术界认为这部著作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唐诗论学丛考》序)。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收录二十五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及其在宋代至民国间的考证,注释与补遗之作,收录清代至民国间补选的各朝艺文志或经籍志,收录宋、明、清三朝的国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共计83种,每一种都作了标点、校勘,大致根据时代和篇幅分为27卷30册。这是史志目录首次大规模的汇辑和整理,显示了各代藏书与著述之盛,在程度上摸清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家底,反映了各个时代各种学术的兴起、发展与演变,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科技的繁荣,为贯通考察典籍的成书、著者、卷帙、真伪、流传等情况,提供了最基本、最可信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