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 与 清 是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重要关键词，是历来士人人生与艺术的理想境界。两晋文士族群的聚散流变影响了其文学风貌，表现为 雅 与 清 的不同诗风。西晋玄文士人的分野、士族意识下的文士抉择形成了 雅正 玄雅 与 雅壮 的诗风，入东晋后，荆扬之争影响下的不同士人群体及东晋后期隐逸文士群体推进了 清 的风格发展，呈现出 清通 清远 清淡 的特点。在士人 个体 家族 社会 的关系视角下，两晋诗风呈现出由 雅 入 清 的发展历程。
山西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为其形成、发展、演进与壮大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形成了延绵接续、生生不息、从无中断的文明形态，至今仍闪射着动人的光芒，显现出强大的生命活力。本书从山西与中华文明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华夏文明形成的演进、陶寺 华夏文明的形成、创世神话与传说中的山西、山西地区对中华文明的贡献等方面阐释山西与华夏文明、中华文明的深厚关系。读者从中可以触摸历史的脉络，感受古老文明的活化形态，回顾人类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历史进程及走向未来的智慧与力量。
抗战中的中国文学肩负着唤醒国民、起身抗争的历史重担。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文学工作者是中国共产党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建设者。他们走出了象牙塔、离开了书斋，进入了山西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具体社会实践与抗敌斗争之中，使得抗战文学获得了全新的、取之不尽的的源泉，构建出了抗战文学的传播的方向。在根据地政权的巩固、军民团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文学创作与传播有效地完成了中国共产党赋予的夺取文化主导权的历史任务。
“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的关系，重点是落实在“山药蛋派”文学上，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地域文化这一角度来研究和揭示文学现象中的有关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从其它角度难以揭示出和解释清楚的，地域文化的比照只是作为一种研究途径，而文学现象的解释才是最终的研究目的。 泛谈“文化”，相对比较容易。即以三晋文化言之，如果从天文地理、人文历史、文化变迁、风土民情、民俗风物等等方面作一般性的介绍，就很有东西可说。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只是与“山药蛋派”文学有关的部分，而不是的三晋文化；侧重点是在找出“山药蛋派”文学与三晋文化的关系方式，而不在全面介绍三晋文化。也就是说，唯有与“山药蛋派”文学相关的三晋文化内容，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这意味着，我们也许会对三晋文化中的一些也许是精彩的内
《陇上学人文存：段文杰卷》于我们是一桩幸事。这不仅是由此而对段文杰先生这样一位年已望百的敦煌学耆宿的学术成就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在治学思想上多所借鉴，获益甚丰，愈让我们高山仰止和心灵得到滋溉的是，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常常体现着对于一种事业执着的坚守探求精神和勇于开拓创新的远见卓识，并以此而着这一事业走向更为广阔光明的前程。他的学术成就，正如有学人礼赞的那样：“和莫高窟的敦煌学艺术的里程碑式成就密不可分”，“他的生命最强音和敦煌交织在一起。”
《新疆石窟艺术线描集》是我多年的心血，今天总算顺利完成，欣喜万分。这本册收录了新疆境内几大石窟的壁画，按照忠实壁画原貌的原则，用白描的形式展示给广大读者。值得一提的是，我还临摹了大量流失国外的壁画，并将其编辑在册。因此，本书具有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的特点，有很高的收藏和学术研究价值。如果本书能够给对新疆石窟艺术感兴趣的读者一些有用的信息，本人将不甚荣幸。 在编写《新疆石窟艺术线描集》的前后，还得到了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和新疆艺术学院李安宁教授的指导。 《新疆石窟艺术线描集》就是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的又一成果，在没有电、没有路、没有通讯的艰苦岁月里，他几乎在整天洞窟里“与佛对话”，临摹壁画，面壁记录，孜孜不倦，如痴如醉，用心感悟佛教艺术的真谛。作者所临摹的壁画不但形似，而且以神
本书以“表里山河“的山西为研究案例，尝试探讨中国地域文化形成模式。历史上山西常在京师左右的政治地理特点，使其长期呈现外向型的区域发展格局，迟至清中期以后，通过省级政区的长期确立和晋商的地域性转变，最终形成以太原为中心都会，晋中为核心区，包含晋南、晋东南、晋北各文化亚区的地域文化概念。 研究进一步指明在两千年集权政治体制下，中国地域文化受到行政层级和经济网络双重规整的重要特征。该结论得到陕西、福建、广东、湖南、浙江、江西等有代表性省份比较研究的支持。
贤慧同志的《商路漫漫五百年》正是从文化的深层内核中揭示出山西商人创造历史奇迹的精神力量，展现了活跃在明清商业历史舞台上的诚贾良商的生动形象。可以说，作者以她饱蘸激情的笔墨，为纵横商界500年的山西商人续写了一部“西帮货殖列传”。山西商人的兴与衰、成与败、经验与教训同样弥足珍贵，都应该是现代诚贾良商引为借鉴的生动教科书。
王沂暖先生在他的《新注》中说：有人说《大学》是孔子的大弟子曾子所作，此盖臆测也，要之与《礼记》一书同为战国末年之作，但其思想内容，乃为儒家之绪余，则可信也。我写的这个新注，与朱注或有出人。现在总结起来说一句，大学之道，包括两个基本的学习，一是做人，二是生财。 在《自述》中又说：我在一师读了四个年头，那时有一位国文先生叫真，他很喜欢我。他崇奉孔子，尤爱明末大儒刘宗周。明儒学案中有刘宗周的蕺山学案，蕺山是他的别号。他学宗慎独，因此我也爱读蕺山学案，更喜欢他的慎独学说。慎独之说，出于《大学》《中庸》。奠现乎危，莫显采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不愧于屋漏，内省不疚，这便是慎独之实质。我从此亦以慎独自律，定了两名言为座右铭，日：“必慎其独，行己有耻。”对于读过的四书五经，视之为珍宝，也为我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