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是国际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日本敦煌学在国际敦煌学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并长期影响着国际敦煌学的发展趋势，以至于国外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斯坦因对日本敦煌学的起源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并长期与日本敦煌学家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作者从1991年起在日本搜集日本敦煌学史的日文资料，从1989年起对英国藏斯坦因档案中涉及到日本敦煌学史的英文资料加以整理、翻译，经过全方位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除了根据日文史料对日本敦煌学家调查整理斯坦因搜集品的活动加以系统叙述之外，重点刊布了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手稿中的大量日本敦煌学史英文资料，包括斯坦因和日本敦煌学家之间的往来通信，斯坦因在日本撰写的旅行日记和游记等等。《斯坦因与日

《感悟端砚》不仅包容了端砚的悠久历史，文化性、审美性，以及端砚制作现状的方方面面，还集结了大量的图片，供读者赏析。 书中 端砚感动人生 部分，是作者寻访端砚过程中的内心感悟以及与雕刻工艺师们交往的真实记述，情节生动感人，是作者与端砚和制砚人面对面的对话，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端砚创作知识和欣赏知识，能让人从文字中闻到砚文化散发出的浓浓墨香。 本书对端砚的文化内涵，端砚的创作与收藏，作者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阐述。文图并茂，既有可读性，又有观赏性，文笔新鲜。相信此书的出版，会给今天的制砚人和端砚收藏者以更多的启迪。

本书较为全面地收集了与清华简《系年》相关的文献，并结合多学科的知识进行对勘校释，由此既有利于对出土文献的整理也有利于对传世文献的理解。

《广富林：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论集》共收录33篇文章。～4篇是发掘简报，发表了1999～2008年新石器时代部分的主要材料。第5～8篇是2009～2012年发掘工作中关于重要发现的报道。第9～11篇是良渚文化时期的研究，2～14篇是确认广富林文化之初时的三篇文章，学术界通过这三篇文章开始了解这一重要发现。5～20篇是与2006年6月召开的“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相关的文章。第21篇的部分内容是对广富林文化谱系的再探讨，着重点是来自南方的印纹陶因素。第22、23篇通过对广富林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化学组成数据的多元统计分析等，探讨陶器来源，以作为文化谱系分析的另一证据，并探索社会的发展。第24～32篇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尝试重建广富林自然环境，研究其对先民生存发展的影响，并且探讨了先民获得生活资源的方式，这是广

《走进御书房：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文房用具特展》是为配合安徽省博物院相关展览而出版的专题画册，《走进御书房：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文房用具特展》遴选故宫博物院珍藏清代宫廷御用文房用具，包括笔28件、墨10件、纸10件、砚37件、辅助文具47件（包括笔筒、笔架、笔屏、笔洗、笔掭、墨床、镇纸、臂搁、仿圈、砚屏、砚滴、水丞、如意、书式匣、炕几）共114件（套），计145件。《走进御书房：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文房用具特展》图片精美，文房用品资料丰富且皆为宫廷专用，具备较高的审美研究价值。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呈现出东汉时期这一地区的社会风貌、经济状况和意识形态等丰富的图像信息。然而，墓葬是一个功能特殊的空间环境，壁画与建筑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礼仪、信仰和文化的视觉化、物质化呈现的产物，二者原本的意义和内涵相应地发生变化，传达出更加多元、丰富的信息，需要我们对它做出更加完整地解读。 壁画的“设计”绘制过程对于其创作者来说，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在功能、作用的基础上对图像做出选择，如何将图像归位于墓葬的“原境”当中，又如何以特有的形式关系进行组织构建，最终呈现一个完整、互动而又相对独立的象征系统就成为对该墓研究非常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图像与空间：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与建筑关系研究》试图在这样一个基本脉络和思路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并展开讨论，壁画图像、

《古玉探微》以时间为纵轴，将玉文化发展各个时期的代表玉器，尤其是现存的玉器加以重点介绍，选取从细微角度观察、鉴别玉器。内容新颖、角度独特、配图清晰，实用指导性强，是指导、帮助大众增加对玉文化赏析，对玉器鉴别的入门参考书。

《三星堆与金沙》运用比较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两个遗址的遗迹现象、器物特征、文化内涵等进行了细致的对比观察。主要是从青铜器、金器和玉器等方面，对它们的物质文化、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等层面，以较为通俗的笔墨进行了粗略的勾勒。基本上可以看出，这两个遗址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发展的两个高峰阶段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有着较强的地域性。全书的基本架构是先以简洁的笔调对不同的器类进行概述，然后以图片的形式，直观再现两个遗址出土文物之间的承接关系，并对每件文物配以详细的文字说明，便于读者加深对这些文物的认识和文化内涵的理解，感知古蜀文明绚丽多姿、内涵宏大的历史画卷。

秦三晋纪年兵器是战国金文中数量较大的一批材料，铭文包括年数、铸地，督造者、主造者和铸造者的官称与名字，以及置用地点、器物编号等信息，对于考察当时“物勒工名”制度，以及军械铸造、收藏、管理和流通程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苏辉编著的《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运用多学科方法，对所收材料进行了综合探讨。首先是从器形出发，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其次通过文字释读，对一些聚讼纷纭的意见作出评断，提出新解；再次，根据器形、铭文内容划归国属。由此，从辞铭格式、文字考释、历史地理三个方面展开，修正了前人兵器分国的疏失，使一些器物的国别得以澄清，同时解决了相关器物的归属问题。此外，《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分别探讨了四国兵器铭文中反映的年代、史实和制度等问题，综合各方面的特征因素，推求各器的年代，进而总结出

《集古录》为欧阳修所编纂金石资料，是中国最早的金石学著作，总计一千卷，大多散佚。其中《集古录跋尾》成于宋嘉祐八年 (1063)，为欧阳修对其中的所录金石资料的评论，共10卷。全书内容涉及汉代至唐代古代碑刻数百通，分别加以跋尾，进行分析研讨，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 《集古录目》，是熙宁二年（1069）欧阳修命其子欧阳棐编录的。由于《集古录》只收录400多篇有题跋的拓本，大多数无跋尾的拓本未收录在内。《集古录目》则包括了欧阳修家藏的金石拓本达一千种之多，弥补这一缺憾。全书原编二十卷，惜未能流传至今。清人黄本骥根据吴荣光所藏旧抄本《宝刻丛编》，摘抄出《集古录目》佚文五百多则；按立碑时代年月重辑为《集古录目》五卷。

如今，楚王陵汉文化景区正朝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AAAAA级旅游景区和世界文化遗产的目标阔步迈进。适值楚王陵考古发掘暨建馆15周年之际，我们编纂出版这本《狮子山楚王陵》（考古遗址卷）专辑，旨在把恢弘博大的楚王陵遗存内涵和多年来的辛勤发展成就，以及以楚王陵为代表的徐州汉代文明的辉煌展示给人们，从而让社会对徐州及其丰厚的楚汉文化产生一种更为深刻直观的认识。独特而辉煌的历史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和不断发展前进的源泉。本书由徐州汉文化风景园林管理处，徐州楚王陵汉兵马俑博物馆编。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发掘了几组十六国时期的重要墓葬，并及时撰写成发掘报告《咸阳十六国墓》，这是十六国北朝时期考古研究的一项重要成绩。 中国的考古学者对关中地区十六国时期墓葬的认识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在西安市发掘了草场坡一号墓，出土的以甲骑具装俑为核心的陶俑群，在北京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展出，引起大家的注意。当在《考古》月刊发表该墓的发掘简报时，将时代定为“北朝早期”，可能是因为有些人曾将十六国和北朝视为同一个时期所致，从而引起人们的误解。 后来多有学者撰文指明那本应是一座十六国时期的墓葬，遗憾的是那座墓缺乏有明确纪年的考古标本，所以还难于进行更深入的探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