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曾有一个传闻,说是江青、叶群一伙人将周恩来的养女迫害死了。周恩来的养女到底是谁?为什么江青、叶群要将她迫害致死呢? 她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孙维世。孙维世的一生短暂而富有传奇色彩:她是革命先烈、朱德挚友孙炳文的女儿;是周恩来唯一以“父女”相称的养女;是毛泽东出访苏联时的翻译组组长;是林彪的爱慕对象;是“共产党的大特务”、“话剧皇帝”金山的妻子;还是才华横溢的女话剧导演。这样一位“红色公主”,却在“文革”中遭到迫害,奇特地惨死狱中,死时年仅47岁。 为了探究这段历史,本书作者沈国凡,收集各方资料,并亲访审判林彪、江青集团的特别法庭“首席审判员”王文正法官,历时五年,七易其稿,终始谜底大白于天下。同时,通过这位“红色公主”的一生,重现了那段特殊的岁月。
这些访谈从1972年到2000年跨越了近三十年时间,从金斯伯格初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任教时的采访,到大法官任上的最后一次访谈。金斯伯格分享了她如何不循常规地走上法律道路,并不遗余力地在司法界促进性别平等的经历,也谈到了许多著名判决背后的故事、她不拘泥于宪法字面含义的“活宪法”观念,以及同常常意见相左的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的友谊。金斯伯格是一个关于平等和进步的符号,这些访谈致敬了她非凡的人生。
如果说工业社会解放了女性的思想,那么香奈儿解放的就是女性的身体。在《时代》周刊评选的“20世纪拥有影响力的100人”当中,他是专享上榜的时装设计师。
她是多情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妻子,也是民国个被离婚的女人;她是乖巧懂事、万般顺从的好儿媳,也是曾名震上海滩的女企业家;她是前夫口中的“乡下土包子”,也是上海滩时尚潮流的服装店女老板。她,就是张幼仪。 当世人艳羡着才情洋溢的徐志摩和林徽因、陆小曼的浪漫恋情,欣赏着徐、陆二人挑战传统的勇气时,却往往忽略了他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本书作者张邦梅是张幼仪的侄孙女,她生长于传统中国家庭,接受西式教育,在她的追问下,张幼仪娓娓道出自己波澜起伏的一生。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她有传统的一面,但她还是家里个没有裹小脚的女孩,一个在传统框架下奋力向学的青年,一个在怀孕三月被丈夫遗弃在英国沙士顿小镇时选择在海外独力抚养儿子的坚强女性;除了对严肃的外表和性格,她还有对爱人、亲人的一腔热情;除了“诗人弃妇”
有的作家定义了一代人,有的定义了一种体裁,琼·狄迪恩同时做到了两者。这些访谈有的散见于《纽约时报书评》等报刊,有的来自《新鲜空气》等广播节目,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其中狄迪恩谈到了她作为记者、随笔作家、小说家的经历。她不仅以文学化的新闻写作洞察失序的时代,也在丈夫和女儿去世的创伤中观察人内心最敏感的部分,她的坦诚真挚给了我们勇气。
蔡丽、袭静编写的《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用翔实的史料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读者讲述了因政绩卓著在俄国历史上与彼得大帝齐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传奇人生,着重讲述了她的成长历程和独特的“爱情政治”式的执政手腕,旨在让读者了解真实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并能从她的故事中有所感悟,有所收获。
此本传记以史实为基础,以全新的角度和风格写就,全面概括了民国传奇女性张幼仪的不平凡的一生。书中介绍了张幼仪的五个人生阶段:一、从小时候至就读苏州女校,在此期间她受到父母的严格传统教育,养成了端庄、谨慎、不敢反抗的性格,这也为她与徐志摩的婚姻破裂埋下了伏笔;二、嫁给徐志摩。三、离婚后在法、德的三年生活。这一段国外的生活却让张幼仪脱胎换骨,她变得自立、坚强,这为她回国后事业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四、回国后的生活。张幼仪回国后,先后在大学教书,然后到上海女子商业银行担任副总裁,又创办云裳服装店,事业顺风顺水。同时,她仍以“义女”的身份继续照顾徐志摩的父母,直至他们去世。五、再次遇见爱情,缔结美好婚姻。儿子阿欢结婚后定居美国,张幼仪在香港居住时遇见了苏医生,并结婚。在苏医生去世后,她于
从1977年到2018年,这里收录的7篇访谈跨越了超过四十年时间,曾散见于《10点5》《琼斯妈妈》《加利福尼亚杂志》等文化观察媒体。在这份独特的结集中,勒古恩不仅谈到了她的写作和生活,如对“科幻/奇幻”体裁的看法、卡尔·荣格对其作品的影响、关于“地海系列”等经典作品的写作过程等,也谈到了她同父母和丈夫的相处、养育孩子的经历等话题。对于勒古恩来说,幻想文学对可能性的想象最终关乎的是理想生活和存在的奥秘。
《从不妥协——法拉奇传》中以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讲述了“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传奇的一生,她的出身,她的童年,她的爱情,以及她与全球六十多位国家政要的激烈交锋。她令全世界为之叫好,却令“大人物”害怕。基辛格说他“一生中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的采访被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这位勇敢、刚烈、叛逆的人,“即使面对上帝也从不妥协的女人”,也有柔情、温顺、为爱痴狂的一面。法拉奇1980年采访了邓小平,彼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的采访被收录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这些访谈曾见于《出版人周刊》《采访》等杂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等广泛覆盖美国民众的媒体,跨越了超过四十年时间。在不同时期的谈话中,托妮·莫里森分享了她作为教师、编辑、作家、母亲多个身份的故事,以及这些经历对她写作的影响。她谈到《宠儿》和《所罗门之歌》深受家族故事的影响,也谈到自己的写作抱负和黑人身份之间的关系。托妮·莫里森深刻省思了美国社会的性别和种族偏见在文学中的根基,她是当代美国文学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