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人访谈录》是崖丽娟对臧棣、陈先发、陈东东、西渡、海男、翟永明、蓝蓝等三十九位中国当代诗人的访谈合集,受访诗人中 年长的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 年轻的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显示了中国当今诗坛 创造活力的力量。在访谈中,诗人们结合自身写作和人生经历,围绕诗的本质与形式,诗与世界,诗与生命,诗与生活的多重关系,贡献了他们对诗歌风格、语言、修辞、主题等内容的深入思考,对生命和存在意义的严肃追问,对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独到见解,呈现了中国当代诗歌在诗文本以外丰富而重要的面相。
《最伟大的思想家:加缪》首先对加缪的生平和著作进行了简要介绍,帮助读者了解加缪的作品及其思想体系,然后以加缪的作品,如《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斯神话》、《鼠疫》和《反抗者》等为线索,探讨加缪的主要思想及其发展脉络。帮助读者既能了解加缪的整体思想,又能把握其富有启发性和包蕴性的思想。
继《广东历史文化行》、《岭南记忆——走进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南方日报和南方日报出版社又以《世纪广东学人(第1辑)》向大家奉献了一道历史文化大餐,这道大餐营养同样丰富,值得我们永远地咀嚼、回味。杨兴锋、李根基主编的《世纪广东学人》中的学人们,或在广东诞生成长,积聚能量,如梁启超、岑仲勉、邹鲁、陈序经、陈垣、罗香林、张荫麟、梁方仲、张竟生、容庚、杨成志、丁颖、陈国达、陈耀真诸先生;或在广东传道授业,传播智慧,写就了自己生命中为传奇的一页,如陈寅恪、姜立夫、朱谦之、陈心陶、王力、冯秉铨、毛文书诸先生。无论是“走出去”的,还是“走进来”的,“广东”二字,都是学人们身上的一个鲜明印记,提及他们,能够自然而然地与广东产生联想。
《外族名将传》主要描述的是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希腊将领。奈波斯并未试图为这些传主们建立一个的年代背景,而只是通过描述各个传主所参与的主要战役或政治斗争让读者去体会其中的年代关系。关于传记的内容,奈波斯竭力强调他是在写传记,而不是在写历史。因此奈波斯的书中不仅记载了人们赖以闻名的政治军事成就,而且描述了个人闲暇时的消遣、个人兴趣和生活细节。有人据此人为,奈波斯是真正撰写政治家传记(不是历史专题文章)的人。
《优雅的福音》以约40位女性的私人信函、美部会及美以美会的档案为基础,探究来华女传教士从最初投身传教事业到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在华传教士的生命历程。作者从女性视角出发,梳理了美国女传教士群体兴起的历史背景、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国的女性文化、女传教士在中国的生活及其影响,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20世纪初期中国普通人生活的片段以及中国女性的处境。
本书介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对姐弟——雕塑家卡米耶.克洛岱尔和文学家兼外交家保罗.克洛岱尔的生平,他们都是具有非凡的艺术天赋和崇高热情的创作者,但是二人的人生道路却截然不同,弟弟功成名就,在现代文学史和政治史上均留下浓墨重彩,而姐姐虽然也创造了一些不朽的作品,却在疯人院中度过了后半生且终止了艺术创作,最终被历史的尘沙所淹没。 该书不仅是保罗与卡米耶两个人的传记,也不仅是对众多历史文献的重新梳理和解读,更重要的是,作者提出了一个如书名那样可以被归入心理学或精神史学的命题。这个“情结”究竟包含着怎样的心灵历程;为什么两个具有同样艺术禀赋和同样性格的个体会拥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为什么一对曾经相亲、相爱的姐弟最终会收获令人伤心的结局。这些疑问并非为了诱发读者的好奇心,而是为了引
作者爬梳史料,重返历史现场,感受时代氛围,还原张充和在诸多历史境遇下的真实面貌,在展现张充和生平的更多细节之外,更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张充和”,一个与你我一样,有血有肉,烦恼不断的活生生个体。在作者看来,张充和的迷人之处在于,她不仅能不受现实拘囿,不被生活淹没,一生与诗词、书法、绘画、昆曲相伴共守,成就一段风雅传奇,还在于她何以能如此。她娴雅而洒脱,温婉而坚韧,恬淡而执着;在她身上,人间烟火、文人雅趣与生命意志,交相辉映。她恰如一曲人间清音,穿越了时空,“装饰了别人的梦”。
美国是个充满活力、开放多样并富有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国家。作者曾经先后七次前往美国。在美国,作者既是旅游者、采访者,又是居民,在星条旗下生活。《我在美国的生活》作者以流畅的文笔记叙他在美国的衣食住行,以独到的眼光观察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写下他的亲历、亲见、亲闻。作者通过对小事、“花絮”的捕捉,折射美国普通百姓的鲜活生活,并且通过对文化名人在美国生活的描写带出文化的味道和历史的思量。
本书试图为30位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做心理素描,涉及的人物有人格障碍者(如拿破仑、希特勒)。也有人格完善者(如李世民、苏东坡)。有自我分裂者(如赵构、朱元璋),也有自我整合者(如林肯、贝多芬),等等。 作者岳晓东博士运用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精神分析等基本心理学原理勾画出这些历史人物突出的人格特征与情结表现,并对其历史功过做心理学的剖析。他将心理学的种种抽象概念具体化、生活化、鲜明化地融入千史海钩沉。
唐翰林学士研究却不如方镇幕府研究成果多,工夫扎实。已有的论著,则大多属于史学研究,有些则偏向于宏观角度,对唐代翰林学士的政治作用作过高失实的估价。这当然还可另作专题探讨。问题是,很长时期,还没有像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唐代幕府与文学那样,把重点放在当时文士即知识分子的生活境遇与心理状态,并以此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以便进一步研究唐代文学进展的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