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哈佛学者傅高义教授在日本社会经济腾飞的前一刻,发表了惊世之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他以实地采集的信息和材料,通过社会研究的手法,肯定了日本拥有诸多社会模式方面的成功范例,对发展速度正在减缓的美国是一面可鉴之镜。《日本第一》出版后迅速成为西方学界日本学中最畅销也拥有影响力的作品,定义了之后十年“向日本学习的风向”。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它列为部长和高级官员的书。为《日本第一》2016年在中国的新版亮相,傅高义特别撰写新序,再度肯定日本,认为日本即使经过了“失落的二十年”,属于《日本第一》时代的优良特质依旧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甚至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的经济体,仍能给予重要的启迪。深入研究日本的现代组织、经济团体、企业文化和官僚制度等社会结构和管理案例之后,傅高义认为日本的成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阐述了自然法理论、法和法律定义,法律与政体关系,以及政体分类、各种政体的性质和原则等问题,阐述政治自由和三权分立学说,并以英国为例提出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主张,论述了自然
萧红文集。 《小城三月》是中国作家萧红创作的小说,该作品写于1941年7月,以一个天真、稚气的女中学生“我”的口吻来叙事,借一个女中学生的眼来透视翠姨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对自由、幸福的向往与追求,以及最终被传统的宗法制度所吞噬、香消玉殒的故事。这是一篇在思想和艺术上都纯熟的作品,承袭了作者一贯的散文化笔调,以独具特色的叙事方式,将一个极其普通的爱情故事渲染得凄凉哀婉,穿过几十年的时光,带给人们强烈的震撼与反思。
知识分子对知识界的长期沉默遮掩了什么?本书列举了某些令人尴尬但常常被压制的事实。 第一,这些无党派的个人主义者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党派”——与其说这是一个特权阶层或行会,它更像是一个非正式团体或一种社会群体:一个等级井然、备受规制、深度接合(包括通过其内部争斗)的竞争社会。 第二,以反一切权势为专职,知识分子因此所施展的决定性影响力,无疑较来自官方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更有效。 第三,这种依靠通讯手段及其技术进步赖以生存的权力,它的重心如今从大学和出版社转移到了媒体。 第四,任何权力体系都有成本,而新兴的媒体阶段可能使知识界付出高昂代价。 基于客观调查、统计数据和个人经验,就上述重点进行扎实论证的作者,本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矢志不移的知识分子。
在《弹劾》中,美国法学家凯斯·桑斯坦阐明了弹劾条款背后的制度设计,通过回顾制宪会议辩论的相关记录,发现并纠正了一些对弹劾的误解。本书梳理了美国历史上的主要弹劾案例,包括水门事件、克林顿弹劾,探讨了一系列实际的和设想的总统免职理由,并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情况下容易启动弹劾,有些情况较难,为什么有些弹劾理由可行,而另一些则不成立。桑斯坦用直接简明的话语,解释了弹劾概念的历史渊源,全面阐述了弹劾制度各方面的细节,并提供了一份何时可以启动弹劾条款的清单。
为什么人们会对民族产生忠诚感,而同时也忠诚于自己的家庭、地区、阶级和 ?健康无害的民族认同感,是从何时开始变成了 味十足的民族主义?当今接连不断的民族冲突,有着怎样的族裔根源?准确地说,民族到底是什么? 安东尼·D.史密斯著的《民族认同》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出发,对民族现象展开细致考察,深入剖析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和文化基因,提出并比较了“公民的”和“族裔的”两种民族模型。作者总结了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并对一个“后民族”的 化时代进行了展望。通过对西欧诸“民族— ”的形成、奥斯曼多民族帝国的解体、泛非主义的兴起等重要历史事件的评析,本书也为广大读者认识与思考当今世界各种民族与族裔问题,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参考与启示。
本书以《红色中华》为基本研究文本,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旨归,从苏区特殊时代环境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构成的现实要求出发,系统探讨《红色中华》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客体、载体和主要成效,科学总结蕴藏其中的历史经验以及启示。
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思想学说,指导中国同盟会和中国国民党先后推翻了满清王朝和北洋军阀政府,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在民国时期,《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孙中山著作,被视为立国施政之纲领,对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不仅如此,自孙中山逝世至今,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历次革命实践与政治改良,或多或少,也都与孙中山的思想学说有一定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建设,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学说,仍是一笔可资借鉴的历史精神资源。 这本《三民主义》,主要内容是孙中山先生关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阐释性演说记录,同时还收入《中国革命史》、《军人精神教育》、《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等影响较大的孙中山名篇,并特别附录了后来国民党人草拟的五权宪法草案,
暂时没有内容
长期以来,由于受粗放式管理思维的影响,我国以地方政府为主要角色的社会各界,在进行社会治理时习惯运用笼统的、模糊的处理方式,导致“大差不差”“最后一公里塌陷”等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因此,要想克服社会治理中的短板,必须牢固树立精细化治理思维。本书从热点和难点问题切入,进行力透纸背的评论,既剑拔弩张的拌击,也有以理服人的沉稳,可为各级领导干部、公务员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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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从弱到强、从小到大,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实现理论上的创新。本书诚邀十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专家、教授,开设十讲。立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展开系统研究, 对于当下如何理解和践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具有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本书以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考察卢森堡在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和理论创造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典型表现为其颇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对卢森堡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内在逻辑、理论斗争、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的讨论,从而呈现出卢森堡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贡献与思想魅力。
什么是宦官?谁创造了宦官?宦官的权力从哪里来?身份低贱的宦官为何常常成为撬动中国历史的关键力量?身份低贱的宦官为何常常成为撬动中国历史的关键力量?似乎一直声名狼藉的宦官,为何能够存续数千年之久?在这种种问题背后,宦官的历史也许关系着中国历史与社会中的某些深层因素。日本 汉学家三田村泰助在广泛搜集历史实例的基础上,提出“侧近政治”的概念来观察中国历 的宦官。他选取汉、唐、明这三个宦官群体 为活跃的时代,在君主权力与侧近政治的框架中讨论了各个时代宦官的活动特点和历史命运。他认为,宦官是“皇帝的影子”,是“君主的代理”,宦官制度与君主专制制度互为表里,或者说是君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书面世以后,广受好评,荣获日本“每日出版文化赏”,畅销半个世纪,成为了解中国历史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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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以来,“权利”已是世界各地讨论“公共善好”的 话语。可当我们面对形形色色的权利时,不得不经受它带来的艰难拷问:权利如何既保护差异,又兼顾平等?人人强调权利,谁来担负责任?权利的话语进入家庭,亲密生活会否变成冰冷的战场?保障特定群体的语言或土地权利,是否赋予了他们特权?会让整个 团结还是 松散?具有政治实践经验的 学者叶礼庭以精练而生动的语言,勾勒出权利革命使加拿大发生的重大转变,并尝试回应权利革命的质疑者 重要的关切:作为共同体的加拿大,还能承受一次次声张权利的运动对她的“摧残”吗?叶礼庭认为,正是在权利的恒久张力中,才能获得求取共识的z大可能;也只有通过权利,才能在这个变革动荡的时代,重新塑造具有凝聚力的集体认同。
《罪责问题:论德国的政治责任》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本政治哲学小册子。在雅斯贝尔斯对政治的思考中,最重要的动机是的自新道德与哲学,他针对二战时德国人的“集体犯罪”,把罪责细分为刑事罪行、政治罪行、道德罪行、形而上罪行四种,认为后三种是当时所有的德国人都逃避不了的。政治罪行须承担赔偿义务,道德罪行、形而上罪行只能经由每一位德国人以及全体德国人民通过“内在转变”,在道德与政治思维方式的“自新”的过程之中,才能清偿。作者在后记中指出:这本书应该用来自我反省。借由此书明确认识罪责、并接受罪责的同时,找到通往尊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