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为 金冲及文丛 中独特的一卷，与文丛中金冲及先生的其他个人著作不同，它源自于他40年前对新中国外交重要人物乔冠华的深度访谈记录整理。1981年，在撰写《周恩来传》的过程中，金冲及先生广泛搜集资料，乔冠华作为关键受访者之一，分享了大量珍贵的回忆。如今，这份尘封四十年的访谈资料经过精心整理，终于得以出版，向读者呈现了一段生动的历史。 从1981年6月至11月，金冲及先生在乔冠华位于史家胡同的寓所中进行了七次深入的访谈。乔冠华以其亲历者的身份，详细回顾了1950至1975年间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的新中国外交工作，重点讲述了朝鲜停战谈判的幕后故事、日内瓦与万隆国际会议上的外交风采，以及尼克松访华等中美关系转折的关键时刻。其口述内容细腻入微，尤其是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复杂细节与中美关系破冰的始末，为研究新中国外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是一部关系中国命运、关系国民福祉的良知之书，一部凝聚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界共识的改革建言书。 本书由资深媒体人马国川对吴敬琏、厉以宁、江平、茅于轼、资中筠、高尚全、、李泽厚、许倬云、袁伟时等当代10位影响力的华人学者的采访对谈整理而成；围绕中国改革的主题，涉及制度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社会转型、经济变革、司法改革、民生保障、文化重建、道德塑造等关系每一个中国人命运的重大命题，深入剖析一百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转型的真实内在逻辑，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今日中国寻求历史方向性的道路。 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
清王朝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持续推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全面改革运动。起初是“新政”，紧接着转入“仿行立宪”，从中央到地方、从统治者到士绅、从立宪派到革命党，各阶层各团体都在不断“试错”，乃至垂死一搏。这是清政府为求自救的最后一次变革，也是传统中国在实现社会转型的漫长过程中第一次现代化尝试。回顾百年前的立宪试验，我们可以断言：中国的宪政源于西方影响，但中国宪政自有其内在规定性。正是这个内在规定性，把过去的时代和我们今天联系在一起。
创建文明单位活动领域逐步拓展，内容不断丰富，形式日益多样，成效愈益明显。本书从各地各部门创建工作实践中，认真筛选了100个创新案例‘这些案例充分体现了文明单位创建活动的全面性、综合性、多样性，希望对各部门有所借鉴，启发大家不断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转型问题极具探索性、前沿性。对它的研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中国古代社会经历长期而艰难的跋涉，终于在明代后期开始起步向近代社会转型。明代后期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的起点。本书从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城镇等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城乡社会阶级关系的演变。社会风俗的变化，政治斗争的新形态与统治阶级危机的加深，早期启蒙思潮的涌现，文学艺术的革新与市民文学的兴盛，传统科技的总结创新与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以及社会转型遇到的阻力和挫折等诸多方面，挖掘史料，进行理论阐述，对明代后期社会转型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提出许多创见。明代后期社会转型及明清之际的社会嬗变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迪。
为什么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为什么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涵和特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基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代议制、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萌芽形成时期、正式建立时期、曲折发展时期、改革完善时期、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学者朱学勤曾说，于阳先生潜心十年研究的成果《江湖中国》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是应该静下心来仔细研读的图书。它解释了当今社会很多的陋规，即广泛存在的潜规则。他将狭义的江湖理解为帮派等组织，将广义的江湖理解为江湖化了的人群，例如广泛存在的关系网。该书通俗易懂，但又站在学术的立场上进行解释，可谓高屋建瓴，具有很强的批判使用价值。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滥觞于隋唐，成熟于宋代。宋廷以考试选拔人才，不限门第，且因出版市场发达，教育机会扩大，知识传播日益普遍，许多没有家世背景的子弟为了出人头地，有志于读书应考，以求仕进。读书人不论出身，均有机会经由科举考试晋升为官宦，演变而为所谓的科举社会。 庞大的士人队伍壅塞于科举管道，只有极少数人功成名就，士人难免产生前途茫茫之感，而求神问卜、祈梦相命，甚至发展出梓潼信仰。不过，大多数的士人在一两次落第后，可能碍于生计，放弃科举入仕的目标，或从事教书、改业经商，或表演伎艺、卖卜，各觅出路。 本书深入剖析宋代科举制度的运行模式，及其背后推动的力量，进而阐述此一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与科举文化的形成，呈现出宋代科举社会丰富的内涵，读者深入了解科举制度，并通过此一制度了
“富而好礼”。元代地方精英是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群体。他们拥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并借此取得地方的领导身份与地位，对地方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产生客观、积极的影响。 江南地区是元代的财赋基础。地方精英，特别是士人、“富民”，参与了社会新秩序的构建活动并扮演了重要角色。统治者、地方精英、民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对基层社会的发展态势产生了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