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取自作者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 乡村社会学 一课的内容，而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分期连载的14篇文章。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
《未名社科 大学经典：江村经济》是费孝通以人类学的方法对江苏吴江一个村庄 开弦弓村调查研究的成果，作者对开弦弓村的地理环境、村民的家庭结构、经济生产方式、财产分配与继承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旨在通过一种人类学的描绘展现我国传统农村社会的深层结构和功能。《未名社科 大学经典：江村经济》是人类学社区研究的典范，也是中国本土化研究的向导。
本书简要地介绍了进行民族志的程序、方法和伦理。作者结合自己的研究项目（如辍学生研究）的经验来分享了怎么做民族志。本书依据民族志研究的一般程序和步骤，条分缕析地向读者展示每一个环节所可能用到的工具、软件、资源。这使本书成为一本做民族志研究的操作手册。同时，书中对方法的适用、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和论文写作等节点可能会遇到的难题有许多深入剖析，对正在实践民族志的学者而言，本书亦可成为他们设计和反思其研究的帮手。
从前，我们身边有许多动物能 欺骗 我们，比如狐狸、狸猫、浣熊、黄鼠狼....... 这种动物作怪的事情并不稀奇，也被人们当作一种 正常事件 来谈论。而这类事件消失的转折点是1965年！当时，日本人的自然观和生死观发生了什么构造性的转变？当我们现在讲述 我们被狐狸欺骗 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说些什么？1965年左右，日本社会基本完成了现代化进程，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经济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人作为个体被从村落社会分离出去，不再与自然产生共鸣 换句话说，现代化破坏了人可以被狐狸欺骗的环境，而这种 现代化 扫除的是什么呢？我们失去的 看不见的历史 又是什么？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历史进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
苏基朗主编的《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动态发展》从媒体、法律、身心以及都市景观四个空间，探讨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空间史。总体上说，《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动态发展》各篇章带来的信息是中国近代城市在理型、权力及市场的互动之下的变化成长，既非全盘移植西方近代城市，亦非无序乱放。可以说这些城市文化发展的轨迹，自有其受本土文化左右的理性贯通其中。媒体及法律空间早已成为近代中国都市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心灵、健康及人口同属于城市文化的重要议题。都市景观及其生成则是研究城市史的流行课题。将四个空间放在一起加以观察，是新的尝试。若单从学科分际出发，这四类研究甚少结合在一起。但今天的学术风气已不再强调狭隘而封闭的专门之学，而是越来越重视跨学科的知识综合与统整。如何能有效地将不同领域的观察，归纳到有
《江村经济/未名社科大学经典》原本是作者费孝通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原题《中国农民的生活》，在国外 出版，后译成中文在 出版。作为费孝通先生研究乡土中国的代表作品，该书一度被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值得后学不断研读欣赏。
流徙文化作为一种学术概念在社科交叉领域很少被提出，著述或研究成果稀少。作者针对古今中外的流动迁徙现象，在 1992 年《流徙文化论》基础上做了较大的整理订正，又新增了大量案例内容，特别对新世纪前后流徙行为变化以新的视角做了概述解读。作者还重点论述了 2014 年以来国际上出现的难民潮问题，从流徙文化角度对未来人类流徙趋势做了展望，直截了当提出了自己的告诫。特别是与自己另两本著作中对于人的一般行为意识、思维智慧等 三不管 领域隐患的忧虑相联系，明确提出人类应该靠大智慧、大境界调控自己的流徙行为。
观念决定方向，思路决定出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本书紧扣时代主题，从新时代改革的历史方位、政治保障、价值遵循、具体部署、思维方法等方面出发，对必须进行的新一轮改革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阐释。其论述严谨、清晰，分析深刻、到位、多有新意，是一部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性强、高质量的政治理论读本。 本书首先分析新时代改革的历史方位，认为中国能在短短几十年中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对难题挑战形成了有效的解决思路，取得了不凡的实践效果。其次，深入剖析了 四个伟大 就是要解决未来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依靠什么样的领导力量、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 的问题，指出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改革的价值遵循。继而，分析总结了改革必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 三权 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当前，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这 三块地 改革及农村承包地 三权分置 改革这 一块地 ，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 重头戏 。新形势下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着眼农地、农民、农业的不可分割及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立足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科学论断， 四块一体 系统推进。本书梳理了过去几十年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发展演进过程，并对未来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以及地理空间数据的普及，基于地理数据库的分析制图技术在社会和政策科学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由G.戴维·加森、罗伯特·S.比格斯所著的《分析制图与地理数据库》通过引入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和地理数据的组织形式，结合社会科学中的实际应用案例介绍了基于空间数据库的分析制图技术，演示了如何通过地图实现社会科学数据的可视化，展示了分析制图技术如何在传统的多变量统计方法之外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便利。
当地球变得日益拥挤时，极少数的“胜利者”很可能使那些缺少足够的资源以维持生计的多数人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与依靠能源的过度开发达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通过经典发展方式实现高度现代化的条件已不具备。如何走出具有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的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模式、特色道路？答案只有一个——多数人的现代化。中国必须探索另一条不同于经典发展方式的道路，以新发展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中国梦”。
郎铁柱主编的《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是“美丽中国科普系列丛书”第三本。它反映了21世纪以来，有关全球变暖、碳减排、低碳经济、新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新思维，介绍我国为实现碳减排、低碳经济，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努力。 全书共分六章，分别介绍低碳经济的背景——全球气候变暖与温室效应，碳排放、碳减排与低碳经济，传统低碳经济的实现方式——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新经济——低碳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新经济公司的代表与成功秘决。 本书集专业性与普及性于一身，既反映了当前碳减排、低碳经济、新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新前沿科技进展和专业知识，又照顾到广大读者的阅读接受情况，行文深入浅出。 本书可以作为高级科普读物和大学教材、中等教育补充阅读教材，也可
《城市学研究（第3辑）》汇集了目前国内领先的城市学研究成果及国外的相关著述，是一部兼具理论性、权威性及实践性、可读性的国际城市学研究专著。
“新二元结构”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表现形式。“新二元结构”问题表现为城市户籍居民与非城市户籍居民之间的社会排斥，其根源是城市公共资源不足导致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张健明编*的这本《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新二元结构问题研究》提出要协调城市户籍居民与非城市户籍居民之间利益关系，建立保持常住人口规模与城市公共资源承载力之间的动态平衡机制，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非城市户籍居民的社会融入，* 终消除“新二元结构”问题。 本书读者对象为高等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师生、从事社会管理的专业工作人员以及各级政府机构中从事社会管理工作人员。
《江村经济/未名社科大学经典》原本是作者费孝通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原题《中国农民的生活》，在国外 出版，后译成中文在 出版。作为费孝通先生研究乡土中国的代表作品，该书一度被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值得后学不断研读欣赏。
本书是一本纪实散文集。本书以作者亲身经历以及多年调研处理的暂住人口问题为主线，通过非虚构散文写作重回历史现场和还原历史个性细节，反思我国暂住人口及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的挣扎、痛苦、揪心的历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点关注城乡人口及户籍制度改革议题，本书在此政策背景下出版，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这是一部无法直视的血泪之书，亲历者沉痛演绎黑色幽默；这是一部细说世界上*城市迁徙运动，献给2.62亿暂住人口的漂泊悲歌。
信息时代有哪些特征？ 当下如何把握信息时代到来的历史机遇？ 互联网如何重塑现实？ 大数据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生活和思维？ 为什么要成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我们的国家面临怎样的未来？ 本书从大历史的宏大视野，审视当今正在发生的信息时代特征及其发展方向，揭示其对人类文明发展、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调整的深刻影响，以及对中华文明复兴带来的难得历史机遇。本书以散论的形式，点出了互联网信息时代发展变化的一些内在规律性特点，如信息战略价值提升、信息传播与控制、速度至上、集合创新、平台为王等，对当今社会治理、企业转型与创新，以及人们的数字化生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以道光朝广州社会治安为研究对象，将治安管理纳入中外贸易、鸦片战争及社会变迁等宏大场景中进行梳理和叙述。广州的社会治安管理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广州地方政府对社会治安的管理模式，无论是在鸦片战争前夕还是战争期间及战后，均未因时局的变化而适时做政策性、制度化的调整，从而影响了广州近代化的进程。通过对史料的密集扫描和显微呈现，揭示出广州这个城市在历史转型期和社会转变期的阵痛与不安，惰性与突破，困顿与发展。完善了清史研究的弱环，填补了治安史研究的空白，弥补了城市史研究的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