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研究穷人和扶贫的过程中,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发现他和穷人的焦虑竟然类似:穷人缺钱,他缺时间。在这一现象基础上,他与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埃尔德·沙菲尔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室研究和现实调查,却发现了一个存在于世人中间的惊人真相:穷困之人会永远缺钱,而忙碌之人会永远缺时间。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证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因为即便是给穷人一笔钱,给拖延症患者一些时间,他们也无法变得富足和高效。实际上,在长期性的资源(钱、时间)稀缺中,人们已经形成了“管窥”之见,只能看到“管子”之中的事物,虽然这有可能为我们带来“专注红利”(短期的富裕或效率),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专心致志”反而会让我们产生“权衡式思维”,不断增加我们的带宽负担——当1元钱的价值在穷人与富人之间产生了巨大差异时,当印
《国富论》中亚当 斯密解释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国家因何而富有?作者从劳动价值理论、分工理论,货币及价格的解释以及利润工资、地租、资本、税收、贸易等等的分析。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结合在一起,以大量的历史知识为基础,巧妙采用丰富的生活实例来诠释经济学的现象和道理。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在批判吸收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包括分工理论、货币理论、价值理论、分配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赋税理论等,就整个国民经济运作的过程做了比较系统、清晰的描述。 经典语录: ★人天生,并且永远,是自私的动物。 (英)亚当 斯密《国富论》 ★从来不向他人乞求怜悯,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从来不向他人谈自己的需要,而是只谈对他们的好处。 (英)亚当 斯密《国富论》
知名学者张宏杰继畅销书《曾国藩传》后重磅力作,经济版《曾国藩传》。曾国藩的一生,起点极低而抵达的高度极高。他从笨人到圣人,经历五次耻辱,在步步升级、脱胎换骨的持续奋斗过程中,有着怎样独特的经济生活? 他怎样筹集学费、赶考路费和进京做官的经费? 他做京官期间为什么会欠下巨债?开销都花在了哪里? 他一生总收入是多少?哪些来自工资收入,哪些来自灰色收入? 湘军创业的财政密码何在?他做了怎样的制度设计? 他为什么要给户部行贿八万两? 他如何处理官场上复杂的人情世故? 他立志学做圣人,为什么却又不愿意成为海瑞式的清官? 本书首次解读曾国藩的私人账簿和湘军创业的财政密码,详解“*后一个圣人”的收入与支出。从经济角度描摹出曾国藩持续奋斗的升级之道,*终他通过不懈的个人努力,从一个天资平庸的普通人成长
本书以货币存量为主线,研究了美国1867—1960年近一个世纪的货币发展历程,及其对美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作者通过对货币供应变化和通胀水平的因果关系的细致描绘,证明了货币政策对于一国经济运行的深远影响,尤其是货币在稳定经济周期中的重要地位。全书将繁杂详尽的历史统计材料与具有敏锐洞察力的经济分析地融于一体。书中许多视角独特的分析以及具有开创性的研究结论,例如作者关于1929—1933年大萧条的分析和解释,转变了人们的观念,深化了全球金融界对金融市场的理解。 本书被公认为是弗里德曼的影响最为深远和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20世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不仅是经济学者不可或缺的研究参考文献,而且对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理解全球金融动荡及其政策走向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大萧条》是伯南克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之后的又一重要学术著作,该书通过对大萧条这一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的深入研究,把总体分析和结构分析、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阐述了解释大萧条成因和机制的思路。 伯南克先生的这本书共9章,分成部分,部分是综述,第二部分着重研究货币及金融市场,主要从总需求的角度对“大萧条”的成因进行了研究,伯南克认为,总需求的下降是“大萧条”的重要原因,造成总需求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则是世界范围的通货紧缩。伯南克将通货紧缩的原因归结为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即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先天不足。第三部分着重研究劳动力市场,主要从总供给的角度对“大萧条”进行了研究,伯南克认为,20世纪30年代名义工资对总需求下降的调整不够完全,且这种调整不能解决持续性的失业
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2010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行为经济学”课程的课堂讲义。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迅猛发展的新兴学科,它的两个分支——以脑科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神经经济学,以及以实验室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实验经济学,近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却也将这一前沿学科引向了不同的方向。本书写作的主旨,在于通过演化论视角的提出,为“行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建构提供一套在演化论视角下的整合框架,“将三匹马的不同方向归而为一”,促成学术共同体内对于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议题达成共识。 作为北京大学的课堂讲义,全书洋溢着作者随笔式的写作风格、清新的课堂交流氛围和丰富的学科前沿新知,堪称作者继《制度分析基础讲义》《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之后的力作。
中国的赌博最早肯定不起源于澳门,但澳门成为中国的赌城在历史上却是唯一。赌博,讲得体面一点,称之“博彩业”,其在澳门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明清之际澳门葡萄牙人的海上贸易。在大多数国度和地方,赌博仅是诸多社会问题之一,而在澳门,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直至今日,赌博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而是经济、是文化,乃至政治,甚至可以说,是澳门历史发展的中心问题。 国人好赌,出自天性;而国人又无宗教之罪戒,乃至贪欲错乱,以博为荣。故明末顾炎武言:“今之进士,有以不工赌博为耻者矣。”清前中期,国家禁赌甚严,赌风稍敛;嘉道以降,政府依赌饷为其财政来源,故导致赌风日炽,其中尤以粤省为最。据道光时游历广东的湖南学者周寿昌记录:当日广东省内番摊、花会和闱姓等赌博, “列厂投票,官役日榷税焉。时自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