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由于我国刑法学与前苏联刑法学的移植和借鉴关系，我国刑法学中犯罪客体理论基本上源于前苏联。本书以犯罪客体这一学术范畴为重心，充分利用相关的学术资源，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以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犯罪客体的构成要件地位。可以促进刑法学的研究，扶植刑法学的新生力量。
本书分上编研究述评、下编代表性论文精选两部分，主要内容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概况、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重点研究问题与争议等。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的永恒话题。从我国连续出台的《刑法修正案》来看，犯罪化都是历次刑法修正的主题，并且，近年来犯罪化呈现出扩大化之趋势。对此种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不仅要知道刑法修正的是什么，更要知道其合理性及不足。对某种行为而言，是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该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显然是对其作出判断的基础。总体上，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刑法的人权保障理念及其谦抑原则等要求对危害社会行为进行理性地犯罪化。
本书首先界定了结果加重犯的规范构造，明确了我国刑法典中结果加重犯的存在范围。之后运用动态的责任主义观点，提出在实质责任论的背景下，危险性理论能够解释结果加重犯存在的合理性。进而探讨结果加重犯成立的限定规则，提出应当在客观归责和主观归责的分析之后运用 全等审查阶层 理论判断因果历程偏离情形的归责，并对结果加重犯的未遂以及共同犯罪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对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结果加重犯的司法认定，对本书提出规则的可操作性予以检验。
本书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方面认证了单一正犯体系的合理性，并认为我国刑法采取的正是单一正犯体系。在此基础上，本书对我国犯罪参与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从世界各国的犯罪参与立法来看，存在以德日刑法为代表的二元犯罪参与体系（区分制）与以意大利刑法和奥地利刑法为代表的一元犯罪参与体系（单一正犯体系）。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规定究竟属于哪一种体系？这是研究我国犯罪参与问题的前提。从目前我国学界的状况来看，绝大多数学者在没有论证这一前提的情况下，盲目地认为找国采用的是区分制。
犯罪学（criminology）是一门在国外产生的重要学科。犯罪学研究的重镇一直在国外，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犯罪学研究要想得到很大的发展，必须很好地吸收全人类犯罪学研究的精粹。美国等其他国家犯罪学发展的成功历史也表明，翻译国外的重要犯罪书籍，是发展本国犯罪学研究、提升本国犯罪学水准的重要途径。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一直将犯罪学作为重要的出版方向之一，此次将《犯罪学名著译丛》介绍给广大读者，也是致力于发展中国犯罪学事业的重要举措。 收入本《译丛》的名著，主要是根据下列标准来衡量的：一是在犯罪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二是获得过重要学术奖项的；三是统计研究表明被广泛引用的；四是与中国犯罪学的发展关系切的。 本《译丛》是一套开放的丛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尽可能多地把犯罪学名著翻
目的犯是指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某种特定目的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该目的要么有助于明确犯罪故意的内容，使此犯罪故意能够很容易地区别于其他犯罪故意，要么能够对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产生影响。断绝的结果犯的目的是直接故意的内容；短缩的二行为犯的目的是故意之外的主观超过要素。对目的犯的研究必须采用类型思维方告。不真正的非法定目的犯不是开放的构成要件，其适用方法是限制解释；真正的非法定目的犯是开放的构成要件，其适用方法是目的性限缩。
贪婪、虚荣、迷茫、失衡，使这些职务犯罪者人生奋斗的方向发生了偏离，滑出正确轨道，滑向腐败深渊……如何找到一种途径，在他们“偏离”之初就能及时发现和修正；如何确立一种制度，使他们根本就没有“偏离”的条件与可能一这就是本书所要告诉你的。
根据犯罪进展的不同区分犯罪完成形态与未完成形态，在此基础上区别量刑，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当然要求。但何谓犯罪既遂、其标准是什么，并不是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已经明确了的问题。 本文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部分，犯罪既遂的标准。犯罪完成并非犯罪人的主观目的的实现，也非自然意义上的行为的完成，而是体现立法者立法意图的犯罪完成。第二部分，犯罪既遂的范围。第三部分，犯罪既遂的类型。该部分结合不同的犯罪类型，指出了犯罪完成的具体标志。第四部分，犯罪既遂与刑法相关问题。就犯罪既遂与刑法中的相关问题如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新颖的题材结构以及注重理论结合实践的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从题材结构上看，本书以《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为书名，分为两个部分：部分为理论。涉及方法结构、社会预防、环境预防以及犯罪预防评估等主要内客；第二部分为实践，涉及犯罪预防从理论到政策、公共场所的犯罪预防、如何应对社会失调以及犯罪预防的前景展望等主要内容。此外，本书中诸多部分均有针对典型性案例或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条理性概括的分析评述。从上可见，本书不但结构新颖、重点突出，而且其注重理论联系实践的突出特点一方面生动地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理论水平以及对实践的掌握和驾驭能力，另一方面也显著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以及理论和实践界参考借鉴的可行性。其次，亚当·苏通等专著的《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内
本书由大数据与侦查、视频侦查、通信大数据侦查和互联网大数据侦查四部分内容组成。其中， 章介绍大数据与侦查，包括大数据基本概念、特点以及大数据侦查相关的基本知识；第二章为视频侦查，主要包括视频大数据侦查的基本知识、基本步骤和方法以及视频图像分析、辨识、查证、研判技能；第三章为通信大数据侦查，主要介绍通信大数据、手机信息及其提取、分析、查证技能；第四章是互联网大数据侦查，通过对互联网上交流、交易等各种数据资源的搜索、分析、辨识，搜寻犯罪线索、查证犯罪事实、锁定犯罪嫌疑人， 介绍互联网大数据侦查综合运用实例。
本书收录了马林诺夫斯基和塞林的经典之作。马氏对美拉尼西亚和特罗布里恩的初民生活作了个案研究，以令人信服的手资料，对这两地的初民生活、习俗规则、法律制度作了新的揭示。塞林对美国移民社群和本土居民的犯罪现象作了社会、文化、心理、伦理层面的探究和比较，使人们对犯罪问题有了一个实证性的认识。
本书作者将德国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归纳为双系统的理论。所谓的双系统犯罪构成要件理论是指，判断一个行为是否该当犯罪的标准是通过两个不同的理论系统共同完成的：其一是判断行为性质的 三要件 系统，其二是评价行为价值的 不法-罪责 系统。前者是判断系统，后者是评价系统。尽管不同学者对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主张和论证，但是本质上其理论范畴都没有脱离这两个系统。我国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开始从日本、德国接触和输入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因此这一传统理论在我国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完善才能融入中国刑法的文化和司法实践中。本书用结构主义的方式，按照德国刑法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分别论证双系统理论的形成、发展以及现状，希冀这次进入他者（成熟）理论状态的训练和经验，可以为中国刑法提供理论进阶的可能性。
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问世于1764年4月。原著分为47章和一个“引言”；随后，作者针对来自宗教人士的攻击，又增加了一篇辩白性的文字----“致读者”（这个原著版本以下称为“47章版本”）。1765年，法国“百科《论犯罪与刑罚》派”学者达兰贝尔将此书翻译成法文，并且重新编排了章节，将正文划分为42章；这个版本（以下称为“42章版本”）曾经得到贝卡里亚本人认可和称赞。“47章版本”与“42章版本”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的差别在于体系编排和论述次序的不同，“42章版本”把原来分散在不同章节中的、关于相同议题的论述加以相对集中，对某些章的论述顺序做了调整，并且把关于某些重要议题（例如刑讯和死刑）的论述予以前移。根据我的比较，“42章版本”比“47章版本”多1句起承上启下作用的话；而“47章版本”则比“42章版本”多7句话
本书作者面对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探讨了我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发展历程，并在描绘这一从宽泛到严苛、从粗疏到科学的立法历程中，分析了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的诉讼程序、侦查技术与侦查方法，尤其针对食品安全涉案证据取证的独特困境，提出完善证据的转化和行刑衔接机制和食品安全犯罪司法鉴定的完善措施、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措施与渠道、食品安全犯罪的推定与司法认知、证据的审查与证明标准等，从而从程序上探讨了如何既要及时而有效地惩处食品安全犯罪，又保证准确认定涉案人员刑罚、保障涉案人员的人权等问题。为我国在当前形势下有效保障食品安全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引用了我国食品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实际案例，结合多国食品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学说理念与立法实践，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参考意义。
本书借鉴了“刑事一体化”研究路径，将证券市场的刑事责任问题置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资源环境中进行考察，研究证券欺诈犯罪滋生、繁衍的土壤。采用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首先是以本土的制度资源环境作为对证券市场刑事责任问题进行研究的背景，结合证券市场的宏观背景、行为背景和专业特点，对证券市场刑事责任的必要性与适度性进行考察。其次，结合了公司法、证券法的学科知识，对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进行多方位、多层面的剖析，以探讨证券市场刑事责任的合理架构。
刑事司法鉴定是运用科技手段、专门知识和特别经验为刑事诉讼活动提供技术保障和专业服务的司法证明活动，是法律与科学技术的有机统一。在近50年的司法实践中，我国逐步形成了以部门分设体制为特点的侦鉴一体化制度。随着诉讼民主化和科学化不断推进，我国当前侦鉴一体化制度的弊端和不足日益显现，构建侦鉴分离制度势在必行。本书从刑事司法鉴定基础理论出发，考察了我国刑事司法鉴定体制，重点探讨了侦鉴一体化和侦鉴分离两种制度，并介绍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两种制度的不同观点，z后在侦鉴分离制度的域外考察基础上，提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来构建我国侦鉴分离制度。
本书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围绕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中所涉及的暴力犯罪的被害人问题进行了论述。因为根据各国立法的状况，国家补偿对象重点是暴力犯罪的被害人。认识这类被害人的特点和被害后果的严重性，对于补偿立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该篇把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问题提到维护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高度来认识，这就把犯罪被害人问题同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下篇重点论述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有关犯罪被害人补偿立法的现状以及对我国被害人补偿立法的初步设想，内容包括：国家赔偿、犯罪人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以及犯罪被害人的国家补偿等；一些国家和地区补偿立法简介、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的具体设想与被害人社会援助和社会救助问题。后，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犯罪被害人补偿法作为附录，以供研究和
义务犯和支配犯不同，成立正犯不需要如同支配犯那样支配行为事件的因果流程。尽管不乏来自存在论、规范论和机能论等多维视角的反对意见，义务犯的独立地位和独特影响仍然可以并且应当得到维持。因为义务犯中的义务是“与他人建设一个共同的世界”意义上的积极义务，而不是“不得伤害他人”的消极义务；对其归属原理、可罚性基础以及正犯准则而言，重要的总是义务是否被违反，而不是义务如何被违反。传统刑法学理中的正犯、参与、不作为、身份犯等一系列理论于是均有重新理解之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