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德棻所撰《周书》虽以 周 题名，实际上 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 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 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 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 西魏、北周历史*基本、*原始的一部史书。
《尚书学史》是著名上古史研究学者刘起釪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本书共分为九章，对《尚书》的产生与定名，篇目流传情况，以及从先秦到近代，各派学者对《尚书》所进行的研究，进行了清晰的整理考述，系统地叙述了《尚书》学发展流变的过程。书中引录了大量文献材料，从经学到史学，从古代到近代，为读者提供了全面参考。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
本书集清人今文尚书之大成，是清末今文经学名家皮锡瑞的代表作。全书三十卷，以二十九卷考证今文尚书29卷，后一卷考证今文书序。该书广征博引，考订严谨，持论平允，对《尚书》和上古史研究及古籍整理工作，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该书只有师优堂丛书本传世，点校者即以此为底本，参据他书订正讹误，并予标点、分段和编制目录。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
《古籍导读》是作者屈万里在台湾大学中文系任课时的讲义，共分为3编，上编为古籍概略及初学古籍简目；中编为明板本与辨伪书；下编为经书（八种）解题。 本书详细介绍了多种基本古籍的内容、版本及辨伪情况，介绍了治学的基本方法及途径，是初学者的入门参考书。
朱熹编*的《四书章句集注(精)》是集《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与 五经 于一体 的巨作，是一部儒家理学的名*，是封建社会*重要 的经典*作，为宋代朱熹*有代表性的*作之一。朱 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 》、《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 经 的部分是 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 传 的部分是 曾子之 意而门人记之 ；《中庸》是 孔门传授心法 而由 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 一体。《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 章句 ， 《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 集注 。后人合称其为 四书章句集注 ，简称 四书集注。
书法艺术在我国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它是我国人民用以表达自己精神感受的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它的发展与创新，不仅在于历代书家的刻苦临写，而且还在于众多书谕家的潜心探求。孙过庭就是其中一位极为重要的书学名家，他所著《书谱》一书，千余年来一直被视为书家之作。 在这篇书谕中，孙过庭详细谕述了正、草二体的笔法和章法。在笔法的运用方面，孙过庭要求骨力与遒丽、劲速与淹留、浓与柘等对立方面融合相济。在书体的风格方面，要求真草兼通，谕证了专精与兼通对于书法水平提高的作用。孙过庭认为书法各体，各有所用，各有所长，只有集诸体之长通会于一身，方能逹到极高的艺术境界。 此外，《书谱》叙理翔实，抉发精微，妙衋其趣，极富文彩，不仅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书谕著作，而且也是一篇文辞华美的散文佳篇，千余年来，影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注音全本·口袋本：尚书》根据“流传广泛，内容经典，篇幅通中”的原则再精选出来的二十九种经典，它使用适合携带的口袋开本，保留原书的精美版式，双色印刷，锁线装订，使读者能以低廉的价格收藏经典并享受阅读的乐趣。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注音全本·口袋本：尚书》在编辑、注释、注音时坚持以“四库全书”为主，遍搜各种版本，尽量多地参照*研究成果，力求做到每个字的注释注音都有出处，所选的必是全本，这样有助于读者认识经典全貌。
《书集传》或称《书经集传》，或称《书经集注》，也有称为《书传》或别的书名。《书集传》代表宋代《尚书》学研究的学术成就，元代仁宗皇庆二年（1313）议行科举，立于学官，试士亦定为标准注本，是《尚书》诠释的正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影响的学术经典。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承继性，作为赵宋以降儒家的重要著作，研究《书集传》对于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书集传》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蔡沈。根据《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宋元学案》卷六十七以及大量相关资料记载：蔡沈（1167-1230），“沈”音“沉”，或作“沉”，号九峰，建阳（今福建建阳市）人。其父南宋大儒蔡元定，字季通，学者尊称西山先生，“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究。义理洞见大原，下至图书、礼乐、制度，无不精妙。古书奇辞奥义，人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一起称为《四书》，是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次影印所据底本，为铁琴铜剑楼原藏（今藏国家图书馆）宋淳祐十二年当涂郡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之《论语集注》抽印本，作为《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之一种，供广大国学爱好者阅读收藏。
唐文治著陈文嘉点校的《尚书大义(国学初阶)》成于民国十七年（1928）五月，时距民国元年蔡元培宣布废除学堂读经科已十六年。本为唐文治自编教材，盖欲为读经教育提供一浅显之善本。本书分内外两篇，内篇为概说，外篇多系考辩之文，于《尚书》学 聚讼纷纭之诸大问题汇而辨焉，如《尚书释名》、《尚书今古文真伪及篇次目录考》、《伪泰誓考》诸文，计十二篇。作者于此诸文，遇有疑处，时有所自发，不囿汉宋门户，亦不专宗一说，故时有持平之论。
唐文治著陈文嘉点校的《尚书大义(国学初阶)》成于民国十七年（1928）五月，时距民国元年蔡元培宣布废除学堂读经科已十六年。本为唐文治自编教材，盖欲为读经教育提供一浅显之善本。本书分内外两篇，内篇为概说，外篇多系考辩之文，于《尚书》学 聚讼纷纭之诸大问题汇而辨焉，如《尚书释名》、《尚书今古文真伪及篇次目录考》、《伪泰誓考》诸文，计十二篇。作者于此诸文，遇有疑处，时有所自发，不囿汉宋门户，亦不专宗一说，故时有持平之论。
该书对《尚书》原文及历代名家之注一一加以诠释，包括语词的训诂、名物制度的考订、地理的考证及经义的串解。书中引证宏富，堪称《尚书》学的一部总结性著作。这次点校，以清嘉庆冶城山馆本(又称平津馆丛书本)为底本，并查校了皇清解经本；对孙氏的引书，尽可能核对原著，订正讹误；断句仍以孙氏理解为准。点校者另编有目录置于卷首。
此书，竖行、从左向右读，繁体字、字体较粗，注释小字夹于正文中。此书可与《史记》中相关历史人物、《诗经》中的雅的部分合读，更有意思。比较适于有一定文言文功底的人士阅读、赏析，也可当工具书使用。粱启超国学书目推荐此书。
读过《论语》的人也许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通过孔子和其弟子的日常言行，那些原本抽象难解的“仁”、“礼”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人生观，一下子变得让人看得见、摸得着了，它言简意赅，平易近人，又处处折射出儒家哲学思想的光辉。所以《论语》可以称为是一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为成功的范例。孔子作为中国历*伟大、*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论语》被人们认识的。
张怀通编著的这本《逸周书新研》从历史学角度细致梳理《逸周书》从成篇到成书的过程，及其所映射的史实真相。本书研究认为，历史上的《逸周书》依篇章组合情况可分为“周书”、《周书》、古本《逸周书》、今本《逸周书》，其中《克殷》、《世俘》、《商誓》、《度邑》是西周篇章，记载了武王伐纣、西迁殷遗、选择雒址等史实，描绘了一个上承方国联盟下启邦国封建的“武王时代”。《皇门》是西周篇章，《作雒》虽是春秋篇章，但史料价值高，二篇分别记载了周公摄政、东征、营建雒邑等史实。《祭公》、《芮良夫》是西周篇章，是“惇史”，既反映了西周中后期社会状况，也体现了西周敬老礼制。
阮刻《十三经注疏》的问世，结束了从明末到清中期风行海内200年的明北监本和汲古阁本《注疏》双峰并列的局面，从而开启了阮刻《注疏》单峰独行的新天地。 嘉庆初年，阮元巡抚浙江，建诂经精舍，收集了当时以他的能力和条件能够找到的诸多经籍文本、校本。鸠合了段玉裁、李锐、徐养原、顾广圻、臧庸、洪震煊、严杰、孙同元等学者对《十三经注疏》进行校勘，并在嘉庆十三年刊刻出版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十七卷附《释文校勘记》二十六卷。阮元对《十三经注疏》进行校勘的主要目的就是为重刊新的《十三经注疏》做准备，因为一些意外的事情，这件事一直拖延到嘉庆二十年段玉裁去世阮元才在江西巡抚任上开始刊刻，通过十九个月的努力，这部一百八十册的新《注疏》文本终于问世，不过这时阮元也早就调任河南了。江西府学刊刻的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