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潮州开元寺》明信片为“岭南文化艺术图典”系列之一的《潮州开元寺》的配套明信片,其中选取开元寺这个“岭南地标性古代建筑艺术明珠”建筑及其背后的故事的多幅精美图片,图片精美,制作优良,值得广大喜爱潮州地域文化、开元寺寺庙文化、寺庙建筑的读者鉴赏、收藏。
“票号”、“票商”这些称谓,在今天人们的眼里未免有点陌生,但在一百多年前却是赫赫有名的“商人”,相当于今天的银行和银行家。票号的历史是山西人所开创的,票号发展中辉煌的乐章也是由山西人谱写的,因此山西票号被中外研究者称为“具有国家银行”的规模,山西票商作为中国早期的“银行家”,是传统商人中杰出的一群。然而票号的创立及发达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票商的作为也不是孤心独诣、迥异不群的。山西票商是近几百年来活跃于国内市场中无数山西商人的杰出代表,没有这样的氛围和基础,山西票商的异军突起恐怕难以实现。山西票商的荣耀不仅给三晋大地蒙上了斑斓迷离的色彩,更激发我们探寻山西人经商历史轨迹的兴趣。 本书从经济背景和文化传统出发,探索山西票号的根与本、票商发达的源与流,以及近代山西票号走
巴山蜀水自然风光旖旎,历史文化璀璨。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巴蜀故地,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和一代又一代巴人蜀人的筚路蓝楼,形成了玄妙神奇、博大精深、瑰丽多姿的巴蜀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四川,乃至中国的一座极为珍贵的文化宝库。 巴蜀文化植根于巴山蜀水,是一种典型的地域文化。自上个世纪40年代初提出“巴蜀文化”这一概念以来,随着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三星堆、金沙遗址等一批颇有影响的古迹相继发现发掘,巴蜀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并陆续在历史文化、考古文化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推出了一批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的学术成果。这是我省文化事业繁荣兴旺的重要标志,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瞩目成就。
苏州市文化局与苏州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套《苏州文化丛书》,囊括了苏州的戏剧、绘画、园林、街坊、名人、名胜、民俗、考古、工艺……向世人展示苏州文化的综合实力,用以提高苏州人的文化素养,提高人的素质,用以吸引与沟通五湖四海的朋友。文化的沟通是一种心灵的沟通,具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谁都知道,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来自于其民族文化,一个地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恐怕也是如此。 本书为其中一册,包括:阊门大写意、红举中一二等富贵之地、七里山塘、画难工、阊门劫、一棵还魂草、苏州的“天桥”、黄龙旗坠落阊门、重绘现代繁华图、相聚南浩街等内容。向世人展示苏州文化的综合实力,用以提高苏州人的文化素养,提高人的素质,用以吸引与沟通五湖四海的朋友。
山东古为齐国与鲁国的国土,至今号称“齐鲁大地”。一条齐长城至今形迹宛然,一边是自古“好逐利”的齐人故乡,一边是“敦本抑末,崇礼重教”的古鲁国的疆土。齐鲁风俗的自古不同,很应该详细而忠实地记录。 笼统的综合陈述既不能如实地状写山东民俗文化的丰富与多样,我们就想到来作一套山东民俗丛书,将山东境内不同的民俗文化圈,各作成一本书,不仅区分山与海的不同,且又区分泰山、崂山、昆嵛山、沂蒙山的不同;不仅记录广大农村的民俗,更重点来作前人不曾很好作过的城市的民俗;不仅作一个个不同地区的民俗志书,也将黄河、运河所过之处的风情串连成册;不仅作相对宏观的区域民俗文化的描绘,也试作极有特色的一村一镇、一家一户、一事一物的微观探索。如此这般,将山东一省的民俗展现于世人面前。 丛书的取材与着笔,
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特色鲜明、灿烂多彩、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其开发利用已引起社会的重视。对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虽已有《岭南文库》作为成果的载体,但《岭南文库》定位在学术层面,不负有普及职能,且由于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不能涵盖一些具体而微的岭南文化现象。要将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必须首先让广大群众对本土文化的内涵有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出版一套普及读物来承担这一任务。出版《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的初衷盖出于此。因此,《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可视作《岭南文库》的延伸。 《岭南民间墟市节庆》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选题广泛,覆盖面广,力求文字精炼,图文并茂,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中。
《老楷文昆武画》系列共有三册,本书为老昆明风情篇。本书鲜见难求,图文并茂,值得反复玩味典藏传代的精品佳作。特别值此新老交替时过境迁的历史时刻,读来尤其使人情深意长,感慨万千。
在古代,西蜀这块地方,相对于中原比较边远,交通不便,有些先天不足。但那里从来就是个“回水沱”——总是不断有移民来到蜀地,带来许多文化因子。 新中国成立后,成都发现了不少商代前后的文化遗址。比如羊子山三层土台,就是蜀人祭天的神坛;十二桥还发现过一大片建筑群,当初都是些木料榫接、绑扎成的“干栏式”房屋,上下两层,极富特色。这些比较厚重的发现,却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 就拿广汉市三星堆来说,1929年月亮湾燕家便在无意中挖出一座宝坑,后来又接着进行过科学发掘。那前前后后的收获,更多的是进入文人笔下的逸闻趣话,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多能引起古董收藏家的注意,想方设法多买一点文汉玉器,传之子孙。考古工作者倒是在那里奔走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器物也发现了一批又一批,但那仅仅在专业圈子里头受到赞赏
从20世纪40年代初“巴蜀文化”命题的正式提出,迄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如果从1933年四川广汉三星堆月亮湾的首次考古发掘算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研究已有70多年。70多年来,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在若干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50多年里,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支持,考古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大量新材料不断问世,使学术界得以比较充分地运用当代考古新成果,对巴蜀文化进行不懈探索,取得了一系 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不但彻底否定了前人所谓“蜀无礼乐,无文字”的旧说,而且提出了“三星堆文明”、“巴蜀古代文明”和“巴蜀是中华文明又一个发源地”的崭新论断,引起了中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并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这一切,使学术界对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重要学术地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