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制度。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制度史乃史学之容器，了解中国政治制度史是学习古代史的基本功。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制度是形塑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力量，其影响波及21世纪的我们。本书围绕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展开，包含皇帝与皇权、宫廷与朝堂、中央与地方，具体涉及钱粮赋税制度、军事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故纸堆里讲政治，制度史外看乾坤”，通俗解读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

《疑案里的中国史》是一部解读历 的疑案的通俗历史读物。 全书分为8个章节，分别以“帝王的生死之谜”“被遮蔽的皇嗣秘闻”“王朝夺权疑案”“将相结局奇案”“帝国惊天大案”“女名人疑案”“颠覆历史的悬案”“全民‘热搜’的离奇案”为主题，选取了40个历史疑案，从先秦到晚清，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三教九流，糅合史学、考古学、医学以及法学等多元学科视角，运用吊线跟踪、混合洗牌等刑侦手法，大胆推测、小心求证，穿越千年迷雾，力图为读者还原历史真相。

《大运河漂来紫禁城》讲述了大运河开凿2500多年以来沿岸城市的运河故事。 作者从线性遗产、活态遗产的专业视角，以不同层面的运河景观为逻辑顺序展开叙述，浑厚大气、娓娓道来，在为读者勾画中国大运河古今风貌的同时，将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实践融入文字之中。

古代文学、艺术具有如此的魅力以至于它强烈的吸引力在每一代都可以吸引一些人，不管一个时代在流行什么，都是如此；因此，只要任何种类的历史研究继续存在的话，古典世界的历史，我们直接的祖先，就不会遭到忽略。从整体上来说，学者不能放弃古代世界研究的高贵观念。学者必须永远警惕的是要避免枯燥的危险，枯燥不但来自对技巧的过分关注，也来自采纳非常狭隘的历史研究出发点。他们不主张古典学是为模仿提供一个理想的模式。实际上，我们不能以这点来谴责文艺复兴时代的古典学家或歌德时代的古典学家；理想类型的模仿观念几乎不能有效地说明米开朗基罗或歌德与古代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他们从这些古代艺术家那里获得了灵感。研究古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不是要去模仿的类型，而是一直可以起作用的可能信仰和方法的模式，假如以智慧的、理

《当代学术文库：千里史学文存》中文章的排列，大体依照文章所涉及的时代先后，同时也兼顾了所论的内容。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社会史（-4篇）、经济史（第5-9篇）、文化史（0篇）、人口史（1篇），此外是对经济史研究（2篇）和妇女史研究（3篇）情况的评论。不过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类”是非常粗略的，并非现行的狭义的学科领域。注意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详细讨论技术问题的第5、6篇论文会被归到“经济史”类中，而用了很大分量对唐代法律进行分析的第2篇论文则被算到“社会史”类中。

秦汉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在史学上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首先从史书撰述而言。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属於秦皇朝的，自《奏事》20篇；属於西汉人撰述的则有陆贾《楚汉春秋》、司马迁《太史公书》(即《史记》)等六家着作共343篇。而东汉时期的史书，根据清人的考证，总数不下於100部。以上统计只是就纯史书撰述而言，还不包括思想家的着作。这些史书绝大部分已经散佚，所幸的是，堪称为里程碑之作的《史记》和《汉书》，却被流传了下来。其次从历史编撰而言。这一时期历史编撰成就之最为重要的表现是西汉司马迁撰述《史记》，创立纪传体史书体裁。之後，东汉班固又撰述《汉书》，通过改通史纪传为断代纪传，又整齐划一纪传体为本纪、列传、志和表四种体例，从而对《史记》所创立的纪传体体裁作了进一步的发展。纪传

“宅兹中国”，语出《何尊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这一国宝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刻有长达122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王城的重要历史事件。全文如下：“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达文王，肆文王受兹因（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牧民。”宅，居住的意思。 “中国”这个名词，是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习用的，但是真正问起这个名词的含义，相信很多人都不容易表述清楚。而随着对“中国”这个名词的思考，便会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谁是东方？何谓“中华”？“中国”意识从什么时候凸显？“汉族”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如何从历史与现实中界定“中国”？中国会否在亚洲中“消融”……学者葛

这是一本谈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恳切之作。 作者严耕望系钱穆弟子，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不骛声华，埋头治学，功夫扎实，成就卓著，乃真学者； 质朴真切，细致周到，阅历深厚，识见通达，为非常作。 不装腔作势，不故弄玄虚实，为和者四十年来潜心治学经验之现身说法，所谈的在在都是切身的甘苦，实在而具体，诚所谓金针度人也。

《东亚研究与全球史建构（德语东亚文化史的几个研究路径）/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研究丛书》收录了作者李雪涛10年来翻译和参与撰写的有关历史哲学、世界史以及德语中国文化研究的7篇研究论文，从“作为方法论的全球史”、“德语世界的中国历史建构”、“近代以来的东亚历史与文化”及“历史哲学”四个方面对“东亚研究与全球史的建构”予以了充分的阐述。 《东亚研究与全球史建构（德语东亚文化史的几个研究路径）/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研究丛书》以德语世界的世界史研究——东亚文化研究为出发点，从研究方法、理论以及实例举隅三个层面，展示了德语世界在过去几十年来在东亚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