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全集.文集》收录了曾国藩的文稿、杂著、鸣原堂论文、孟子要略以及诗词联语、墓志铭、寿序。从为人、为官、为将等多方面介绍了曾国藩。 从文集中收录的内容，可以看出曾国藩居官做人，处处虚心体察，从细微处入手，有条不紊。其中杂著中收录了一些曾国藩亲自制订的条规章程，这些内容既是考订史实的不错史料，又是后人处理常务的良好借鉴。 曾国藩一生始终不渝地恪守儒家正统学说，追求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境界，其对后人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 曾国藩并非第一流的诗人，但是他的文章却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曾国藩为文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了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作古文，深宏骏迈，一扫桐城派枯淡之弊。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
![张居正直解(孟子)[明]张居正中国言实出版社9787517114208 ; 978-7-5171-1420-8](http://img3m3.ddimg.cn/11/1/11723882753-1_l.jpg)
先读《四书》，后读经史，兼习书法，是历代帝王必修之大纲。明代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张居正协同翰林院的讲官给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神宗）编写的讲“四书”的讲稿后来结辑成书，名为《四书直解》，“直解”就是相当于对古文的白话翻译。当时皇帝读书称为“日讲”，万历皇帝在明隆庆六年（1572年）即位时只有十岁，这部讲稿原书以最通俗的明代白话文写成，是为万历皇帝量身定做的宫内读本。后来该书刻本流传到宫外，成为当时通行的一种读本。清代的康熙皇帝读此书后御批：“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篇末俱精实之义，无泛设之词。”康熙皇帝甚至认为《四书直解》是自宋代朱熹《四书集注》之后优选的一部四书读本。本书就是张居正对“四书”中《孟子》所作的直解。
《谷梁传》与《左传》《公羊传》合称为《春秋》三传。清代经学极盛，注释《春秋谷梁传》，有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廖平《谷梁古义疏》。柯劭忞认为东晋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不免于肤浅，钟文烝《补注》无裨传义，所以自己重新作注。 柯劭忞以宋衷“三科九旨”之“九旨”为全书纲领，勘正文字，纠正前人说解，会通《谷梁传》传文义例，对《春秋谷梁传》作了通注。柯氏重视汉魏经师遗说，广辑刘向、郑玄等人经解，又能利用新出敦煌钞卷进行校勘注释，时寓对晚清时局的讥评，盖志于通经而致用，是一部晚出而益精的力作，牟润孙赞誉其可以与杜预《左传集解》、何休《公羊解诂》并驾齐驱。中华书局上世纪60年代向学界征求“十三经清人注疏”的整理选目时，杨向奎即建议收入《春秋谷梁传注》，较钟文烝《补注》为优。 《春秋谷梁传
民国肇始，律师登上历史舞台，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作为自身的职业伦理，维护人权，推动社会进步。本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追源溯始，以上海本土律师及律师组织为观察对象，讲述民初律师行业的发端；中编着重展示民国律师的风采，既有刘崇佑、阮性存、张耀曾等人办理社会重大案件的经过，也有曹汝霖、包天笑、吴凯声等律师执业者的亲笔记录和口述；下编则通过手资料呈现典型司法案例，如陈独秀案、“七君子”案，直击历史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