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名将韩世忠起自行伍，以军功而至将帅，于南宋中兴贡献至关重要。时值风雨飘摇之南宋初期，其戎马倥偬的一生，与国势之兴衰、政局之变化，息息相关。举凡关乎国祚存亡之大事，如苗刘之变、盗寇之平、宋金和战等，皆有韩世忠参与其间。一代名将岳飞感叹其为 奇特之士 ，彼此相重相惜。其盛德丰功自足不朽，而自南宋以来，其事迹绝少铺叙，为世人所常致憾。详尽书写了韩世忠的生平始末。以 年谱 为体例的考述方式，使读者详见韩氏一生梗概，更使后学者由此得窥 邓广铭 先生治史门径。 本谱以传统史家手法，合编年体与纪传体史书体例为一体，广采宋代诸史、方志、笔记、文集，诠次排比，考案缀辑。其中既有正史所载的抗金事迹，如黄天荡大捷、夫人梁氏击鼓助战等事，也注重网罗其遗事、叙述其性行，详尽书写了韩世忠的生平始末。
本书稿是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史杰鹏为所开《史记》 撰写的讲稿的结集。分为“刺客”“游侠”“战争”“谋略”“女性”等专题。多从文字、音韵、训诂的角度切入，对先秦、秦汉的社会情状、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方面进行剖析。把《史记》这部史学名著放在它所产生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观照。对一些历史爱好者感兴趣而存在争议的话题，如“李广和卫青、霍去病孰强孰弱”“羹颉侯的封号是否含有贬义”等，进行专门的辨析，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语言生动，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
《刘震云年谱》是“中原作家群年谱丛书”中的一种。年谱尝试呈现谱主在家世、求学、参军、工作、婚姻、文学创作、文学活动、影视编剧、社会活动等不同领域的总体概况，按照1958—2022年份顺序依次排列，前边附以大事记的形式，主要包括 重大事件、重要文学会议、经典作家创作以及地方性文学史料，试图勾勒谱主在从事各种活动的具体背景，以期与年谱正文形成相互补充和阐释的互文关系，后面附以本年度刘震云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文、著作、资料等，年谱文字精当、图片丰富，史料可靠，以飨读者。
本书校点明清之际黄道周弟子等撰写的年谱三种，即（明）洪思《黄子年谱》、（明）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清）郑亦邹《黄石斋年谱》，以及本书附录的明清人撰黄道周传记19篇，包括明朝黄景昉《黄道周志传》、明朝洪思《黄子传》、明朝査继佐《黄道周传》等。此书原在我社以 八闽文献丛刊 之一种出版，此次修订后再版。整理出版黄道周的相关著作，乃至对黄道周的生平进行著述，可以为学术界研究其理学思想、艺术创作、人格魅力等方面提供载体，乃至为研究晚明社会风云突变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提供相关资料。
大家都知道，张自忠将军是抗日战争时期壮烈殉国的民族英雄。他又有过一些复杂的经历：在这场战争前夜和初期，曾忍辱待时，为人所不能为，而引起一些人的误解。对他一生的评价，最中肯最恰当的是周恩来同志在他殉国三周年时写下的《追念张荩忱上将》。文章指出：“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张上将之殉国，不仅是为抗战树立了楷模，同时，也是为了发扬我们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这种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乃是抗日战争中所需要的宝贵精神。”相隔近七十年后，我们可以说，这种精神依然是先人遗留给我们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精神遗产。
姜秉正编写的《洪仁玕年谱长编》建立在对洪仁玕本人深刻的研究之上，不仅旨在还原谱主个人生命史之编年，亦在能全面展示谱主之思想流变与重要贡献，进而管窥与谱主同时代我国历史之变迁。整个年谱体现了作者的见解，接近可以看做是对洪仁玕本人的全面解读，因此，这是一部有生气、有思想、有特色的著作。
任公的年谱长编，治近现代学术思想者。 近现代人物年谱中的一部鸿篇巨制，以资料翔实著称，尤其是书中摘录谱主与其师友往还的七百余通书信，史料价值极高。编者在处理资料时，将其按年分类连缀起来，加上说明性的或评论性的文字，以体现谱主在有关年月中的主要活动。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南宋吉州吉水县湴塘村（今属江西吉安市吉水县黄桥乡）人。绍兴二十年（1150）首中乡举，二十四年中进士。历官赣州司户、零陵县丞、知奉新县、临安府教授（未赴）、国子博士、太常博士、太常丞、将作少监、知漳州（未赴）、知常州、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广东提刑、尚书吏部员外郎、吏部郎中、兼太子侍读、右司郎中、左司郎中、秘书少监、知筠州、秘书监、江东转运副使。弃官回乡，特授通议大夫、宝文阁待制致仕。授至宝谟阁学士，封庐陵郡开国侯。卒谥文节。杨万里首先是一个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为“南宋家”。据说其平生作诗两万多首，今存4200余首。而且其诗名在当时是在陆游之上的。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诗云：“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云：“四海
这部年谱对王一亭在商业、金融、政治、慈善、文化交流、艺术创作各方面的活动，作了迄今最为详尽的纪述。这是王一亭的编年性传记，但也广泛收录了和王氏有关的20世纪上半叶上海经济、社会文化史籍和闻见。此书的出版，必将对20世纪上海史、上海艺术史和中国现代艺术史的研究，产生有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