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昶著的《袁昶日记(上中下)/中国近丛刊》是关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奉清廷赴日本日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考察之记，为期七月，考察了日本各地大、中、小学及其附属机构共七十余所，详细记录日本的学校设施、规模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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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传，又称别传、杂传记、传记等，创始于西汉刘向，盛于汉魏六朝，区别于正史中的传记，古人目之为不经之谈，但后世演化为小说、传奇、志怪等。本书作者熊明竭十余年之力，从各种古籍中辑录杂传三百余种，汉魏六朝杂传搜罗殆尽，按传主一一编次，为研治古代小说、中古时期文学甚至明清小说、戏剧的之书。

袁昶著的《袁昶日记(上中下)/中国近丛刊》是关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奉清廷赴日本日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考察之记，为期七月，考察了日本各地大、中、小学及其附属机构共七十余所，详细记录日本的学校设施、规模制度等。

不过相对而言，《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特别关注一些类型化的地理意象。这些意象之所以能类型化，显然是可以反映一些特定的文化观念，具有特别丰富的文化地理价值。 现在略陈《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的学术构想。 一、“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属于感觉文化区的研究。之前笔者做过一项湖北的工作，已见于上述。湖北那项研究在空间上是一个区域，时代则从先秦一直通下来。这一章在时间上只包括唐，属于断代性质；空间上就没有再截取，覆盖了全国。这是参考谭其骧先生生前的理路，做两个相互对称的样本，以期对于感觉文化区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建立纵横两方面的参照。 以往学界对于文化区的探讨，主要是基于形式文化区。那种研究看起来很客观，因为每个区都是根据某项具体指标而划出来的，不是主观认同出来的。但选取指标本身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繁荣，既是对中国古典史传文学的继承与发扬，也是对西方传记文学的借鉴与模仿，同时，也为新时期传记文学复兴与昌盛起到了示范作用，并在我国传记文学史上担负起了转型变革的历史使命。它以先进的传记文学理论和大量的优秀传记作品构筑了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我国有史以来，在传记文学领域出现了3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以《史记》为代表的古典传记。“前四史”以后便是长期的衰微和停滞，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传记的出现。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在西学东渐之后，受西方传记文学和进化启蒙思想影响颇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反传统的历史背景下，它在文体和语言上进行了革新与演变，促成了中国古典传记向现代传记的转型。五四时期思想解放带来了知识分子个性的张扬，模仿西方传记体式的自传或回忆录成了

真实后面还有真实，是我近来读书时，不止一次的慨叹。这后一种真实，对前一种真实，不是什么消解，多是高层面上的认定，让干瘪的历史真实，放射出人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