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证。一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决不能忽视文化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

相声是深受人们喜爱的艺术形式，艺术家们只用短短的一段话语，就能让大家捧腹不已，其艺术感染力极强。我们观看相声，一般只记住艺术家们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而不知道艺术家们在舞台背后创作的艰辛。本书以朴实诙谐的语言，讲述了我国从古到今一代代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的非凡表演和艺术历程，以故事贯穿整个相声艺术发展史。读者能从富有趣味的语言中学到更多的相声知识，体会更多的艺术乐趣。

薛宝琨是终生从事中国俗文化和曲艺史论研究的专家，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他在曲艺及相声理论研究有较高建树，对喜剧艺术和民族文化进行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通览和思索。《薛宝琨曲艺文选》是作者曲艺研究生涯的集大成之作，收录作者多年研究的精粹，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是一本介绍相声历史和演变的书籍，它用一种说唱文学的语言与形式去演绎另一种说唱文学的历史。相声艺术博大精深，以“三字经”的形式讲述相声的发展史更是别树一帜。书中不仅详细地介绍了相声的表演技巧、语言习惯，还有相声界的大师、前辈等名人，还请来徐德亮为“三字经”的内容作注释，使内容更加贴近生活，便于阅读。

曲艺是一种艺术形式，多数曲种有说有唱，集文学、音乐、表演三位一体，带有一定程度的综合性。曲艺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就有了关于说书艺人活动的记载。 这本书将为大家进行曲艺溯源，介绍贾凫西和 木皮鼓词 、弹词艺术前后四家、说书名家柳敬亭、石玉昆和《三侠五义》等内容。

《相声大师》以历史为背景，讲述了相声艺术百年间的发展历程和那些相声大师的传奇人生。 张三禄、“穷不怕”朱绍文、“万人迷”李德铴、张寿臣、“小蘑菇”常宝垄、马三立、侯宝林、刘宝瑞、马季，这些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曾经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欢乐。张寿臣的《三近视》、马三立的《买猴》、刘宝瑞的《连升三级》、侯宝林的《改行》、马季的《宇宙牌香烟》等脍炙人口的名段也以相声艺术的特有方式刻画了每个时代的众生相和当时人们的特殊情感。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曾经妇孺皆知的相声大家正在慢慢地从人们的脑海中淡去。 大师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留给各个时代的笑声却成为永恒的记忆留在历史的长河中。

杭州评话，是我国南方评话的主要品种之一，是南宋以来瓦舍勾栏文化中的主要样式。它以杭州方言讲评故事，其讲述表演，以第三人称的语言为主（“表”），间或穿插人称的语言（“白”），有时出于舞台表演的需要，模拟各类人物语言腔调、表情动作。随着时代的变迁，杭州评话面临市场萧条、后继乏人的困境。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地风土人情有着很大差异，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方言俗语和民歌。中国戏曲艺术从诞生起就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早期戏曲产生于民间，采用当地方言土语及民间小调演唱。随着戏曲腔调向各地散播流传，受各地方言小调影响，形成带有地方特色的新的腔调或剧种。 中国戏曲音乐的特点、结构、性能完全寓于戏曲声腔之中。戏曲音乐史，说到底就是一部戏曲声腔衍变、发展、兴衰、更替史。因此，了解、认识戏曲声腔的概念、内涵和性质，并进行系统、科学的分类梳理，将有助于我们进步探究戏曲音乐流布、衍变、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戏曲和曲艺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两颗璀璨明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在很多方面有着共同的润腔内容和结构特点，也有着许多相同的创腔方法。本书介绍了较流行的一些剧种和曲种的优秀唱段，从熟悉唱腔、选择唱腔、编配唱腔、创新唱腔、丰满唱腔等几个环节去总结唱腔设计中的共性规律，以使创作者在设计戏曲、曲艺唱腔时能触类旁通，获得启发。本书条理清晰，叙述简洁，谱例典型，通俗实用。书后附有“戏歌创作”专题，供有兴趣者参考。

修生学兄新著《元杂剧史》出版了。他嘱我谈点感受。我虽浅陋，但也略知著述的甘苦，知道这部著作的分量，本着向他学习的精神，便欣然从命了。 我和修生学兄相知多年了。记得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准备重新出版。当时，修生兄等一批参加该书修订的年富力强的学者，集中在中山大学，和王季思老师一起研究修改方案。趁此机会，中山大学中文系师生邀请修生兄作了学术报告。那一天，教室里座无虚席，气氛热烈。修生兄声音洪亮，神态从容，条分缕析，新见迭出，使同学们大开眼界。我坐在后座，仔细聆听，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记得听课后，季思老师嘱我认真向兄弟院校的同辈学者学习。我自知一向浮躁，更应多向严谨沉稳、功底扎实的修生兄求教。此后，我们又都担任过中文系主任。常有机会在工作会议和学

于万海和王决编著的《笑谈相声》是百花文艺出版社《中国曲艺文库》丛书之一种。本书曾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专题讲座的整理稿，是王决、于万海两位专家利用广播的形式举办的一个关于相声的系列讲座，其角度是横向的相声的形式与结构以及组织包袱的手法，而非纵向的相声的发展与演变，也就是对相声进行的一次解剖式研究。

德亮贤弟又要出书了，我很欣慰啊。 自九七年与徐贤弟相识，算来已是十年光景了。这个相交的过程，可谓由浅入深。那时的徐贤弟，与其他同龄人比较起来，便有极大的不同。他聪明好学，孜孜不倦，并且对曲艺情有独钟———相声、单弦、京韵大鼓都下过工夫。更因为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所以他的作品都充满了书卷气。北京德云社的初期，是相声鼓曲一起演出的形式。徐贤弟那时身兼数职，既说相声也唱单弦。曾有曲艺界前辈对徐贤弟大加赞赏，称这样的男单弦实在不可多得。他的嗓子偏窄，我常开玩笑说他“叽嘹叽嘹”的。但他懂得扬长避短，不但巧妙地化解了嗓音的缺憾，而且形成了他独特的韵味。 徐贤弟的相声也很是有点意思。早年他偏重文哏，表演的都是《对春联》、《文章会》等。但此类作品，文雅有余，实用不足。我曾与徐贤弟探讨

“说破芸芸众生相，唱尽悲欢离合腔”。一百多年来，无论是在北京天桥的茶馆酒肆，还是成都的街头巷尾，或者山东临清的运河码头，快板书一直是不同时代人们熟悉和喜爱的曲艺形式。当年一个走红的快板艺人绝不逊色于几十人组成的戏班子，一人能顶一台戏。由此可见快板的艺术魅力。 快板从诞生那天起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快板书的群众影响力达到了*，田间地头和学校厂矿到处可以听到清脆的竹板声，人人都能唱两句快板词。许多人至今珍藏着登台表演的青春记忆。在那个文娱生活近乎荒漠的年代，快板不仅是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甚至承载了不只一代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爱情的集体记忆。 仅仅依靠民间艺人口耳相传，却能够穿越历史滚滚烟尘，活跃在我们今天生活中的快板，它是如何诞生的？又经历过怎样的

北京永定门外，天坛西边，是老北京的天桥。早年间这里是名闯遐迩的繁华市场，从茶楼、饭馆到摆摊卖艺，以及说书、唱曲儿的娱乐场子，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无所不有。这里既是平民百姓的乐园，也是北京民俗文化的摇篮，就连一些达官贵人也经常被天桥的热闹吸引，到此游玩。《北京见闻录》中就曾经记述道：“天桥市场，在天桥西南沟旁。场有七巷，命相星卜，镶牙补眼，收买估衣和当票等浮摊，以及钟表，洋货，靴鞋各肆，皆在北五巷。饭铺，茶馆则在南二巷。”文人墨客曾赋诗描绘当年天桥的热闹景象：“垂柳腰支全似女，斜阳颜色好于花，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 一百多年前，相声就是在这里发源的。根据《江湖丛谈》记载，代相声艺人张三禄当年在天桥，“以说、学、逗、唱四大技能作艺……自称其艺为相声”。其后，人称“穷

本书是一本介绍相声历史和演变的书籍，它用一种说唱文学的语言与形式去演绎另一种说唱文学的历史。相声艺术博大精深，以“三字经”的形式讲述相声的发展史更是别树一帜。书中不仅详细地介绍了相声的表演技巧、语言习惯，还有相声界的大师、前辈等名人，还请来徐德亮为“三字经”的内容作注释，使内容更加贴近生活，便于阅读。

“子弟书”是说唱文学的一种，起源于乾隆年间，在清代中后期盛极一时。流传下来的版本也非常多，但以车王府收藏的子弟书数量多，且质量较高。“车王”是成吉思汗直系子孙车登巴咱尔王的简称，车王府藏子弟书即车王府所收藏的子弟书。大量叠词的使用是子弟书的一大特点，王美雨编著的《车王府藏子弟书叠词研究》即对这些子弟书中的叠词进行了定量、定性研究，以期对近代汉语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