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逸史：转型时代的法律人》是一本近代法政人物史、学术史的随笔集。全书以近代中国法律史上的法政人物为对象，通过爬梳回忆录、期刊、报纸、日记等史料，还原清末民国新旧交替时代法政学人的多面形象。 《法政逸史：转型时代的法律人》并不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人物传记，但也并非纯虚构描写，而是以史料为基础，以通俗的故事化文笔，让这些法政学人在逸闻趣事中展现出特有的人格品质，进而让我们回到那个中西法律文明对撞的时代，体会作为法律人个体的学术理想与命运沉浮，思考同为转型时代的当今中国法律学人的责任与担当。
本书是一部深具现实关怀的法律史佳作。作者站在当下回顾清末这一法律移植时代的变迁，又从清末反观当下的法律文化。书中简述了《大清钦定刑律》的立法过程，清晰展现了与之相伴的著名论争 清代礼法之辩，阐述了论争的主要内容和论争双方的基本观点，就其中涉及的若干问题分别进行了讨论，由 礼法之争 看近代中国的法律移植与社会转型，并把这一事件置于更大的历史视界中观察与分析，求取其历史的、社会的意义，以为今日之观照。
《大宪章》是英国封建时期的重要宪法性文件之一。1215年6月15日，金雀花王朝国王约翰王在大封建领主、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的联合压力下被迫签署，共63条。《大宪章》确立的 王在法下 的原则被世界法治国家广为遵从。1215年之后，英国法治在数百年的演变中完善进步，妥协的政治精神及 王在法下 的理念也历久弥新，成为现代法治的基础性内容，从这个意义说，《大宪章》是英国法治殿堂的一颗瑰宝。
在两千多年漫漫的中国法制长河中，汉、唐是两个相当关键的时代，其之于传统中国法文化的形塑与发展，具有承先启后的深刻历史意涵。 作者深耕细犁中华法史四十余载，融冶史学、经学、律学于一体，凝萃成书。书中主要以儒家传统之礼贯通脉络，总分二部，上篇专研两汉经义折狱，下篇探究《唐律》立法原理。本书结构坚实，考案缜密，兼重实例，间援当代法学观念作诠释，有发明古今之效；而论证严谨，晰理至明，孤诣独照，勾勒出汉唐法律文化的绝代风华。
《中国法制史概要》是公认的法制史名著，堪称以近代部门法理论研究法制史的经典性著作。本书与传统法制史研究重考据不同，着重按照法律门类系统梳理史料，其关于中华法系演进的理论独成一家。本书为作者数部著作中影响*的一部，被法学界誉为开专题史研究之先的著作。几十年来，这部著作影响着海峡两岸的几代法律学人。
本书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详尽地阐述了关于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一些基本原理。
本书的撰写立足于史实和大量手材料，参考*的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行政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重点分析了清末中央官制改革的过程、结果和影响，探讨其成败得失。 清末的中央官制改革是在清政府内外交困、不得已的状况下进行的，其改革一方面具有明显的被动成分，另一方面也具有制度性影响和遗产，如在改革中产生了中国历史上部宪法性规范文件、按照分权原则制定个内阁官制并建立新的行政系统；废除科举制度；推行文官制度并制定与之相配套的考核机制，等等。所以这些内容都具有制度性意义，并对中国现代政治体制有重要影响。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唐代法律史的探究仅侧重于唐律一种法律形式，而没有把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当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加以综合考察。本书以现存的唐代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为线索，结合新出土的文献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中外古代典籍，对唐代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中日律令制的关系以及律令格式体制下的唐代经济、民事、宗教和涉外法律进行探讨，以期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本书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德国1965年至1985年是法理论发展的高峰的诸多理论立场和主张：法律论题学、法律诠释学、法律论证理论法律商谈理路、法律科学理论，法与社会科学、系统论、马克思主义法理论、政治法理论、纯粹法理论、法律逻辑和道义逻辑、法律信息学等，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理论对法和法学学家的重要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中国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近代中国变局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法系的死亡与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与思想的移植。如此，作为“在野法曹”的律师群体也得以透过他们手中的重器——法律——参与中国的变革。律师的历史本身也构成了我们了解民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扇窗口。在民国扣人心弦的历史变局之中，律师群体是一股强劲的浪潮，左右着这段历史的走向。要读懂民国，读懂中国近代史，读懂国运的航线，不能不读懂律师。 本书中涉及诸多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华人大律师伍廷芳、民国“号律师"曹汝霖、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吴经熊大律师，立宪救国先驱沈钧儒等等，从清末立宪到民国约法，从巴黎和会交涉到治外法权的废除，从抗日爱国到施行宪政，从工人组织到女权运动，从司法独立到表达自由，都
本书*主要的特色在于作者通过研究梁启超关于权利义务论、法治主义、国体、国家结构、司法独立等方面的法学著述与实践，展示了梁启超思想中广阔而幽深的法学世界，描述了中国现代法学兴起的复杂而立体的过程，回顾了在那个中华文明不断寻找方向、校正方向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紧迫的、根本性的问题不断求索的历程。
本文中维亚克尔以德国民法为例，尝试揭示欧洲伟大民法典的社会模式及其变迁。他指出，西欧与中欧各国民法典的实质伦理学前提，都是古典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一战以后，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形式上的自由伦理向实质上的社会责任伦理的回归，而一系列 社会法 立法也抛弃了古典私法秩序的原理。但维氏也认为，通过记取一种法律文化存在条件的思想家和实务家们，私法科学将从危险中再次站立起来。本文甫一问世即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就维亚克尔提出的关于私法典社会模式变迁的论题，相关争论迄今未绝。
《中华法文化史镜鉴》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法学家张晋藩先生多年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日报》《人民法治》《经济导刊》等党政报刊上发表文章的首次精编结集。全书共收录融历史性、趣味性和普及性为一体的法律评论文章48篇，辑为鉴古明今的中华法文化、中国古代的官吏管理、中国古代的监察与廉政、中国古代的司法镜鉴四大部分，并附有作者的学术自述和精彩访谈各一篇，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华法文化的历史传统、法治经验和现实价值。 2022年5月恰逢中国政法大学建校70周年，本书也是张晋藩先生值此之际对中华法文化学科多年来研究成果和学术主张的一次简明扼要的梳理和阐释。
以对话体的言说方式，集中讨论了作者近几年孕育发微的政治宪法学诸问题。以中西交汇、古今之变的视野，探索现代中国的法政起源以及内在的动力机制，在晚清以降的三个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中，揭示其承转启合的张力结构和升降沉浮的命脉节律。法眼看中国，一部现代中国史就是政治宪法与法律宪法的流变史，在滔滔不尽的历史洪流中，作者愿与读者共同寻找那砥柱中流的转型之契机。
著者研究东亚各国法制史之后，深知距今百年余年以前，东亚大地之文化殆无不以中国为惟一之微源地，而东亚诸国家亦咸兢兢以追随中国为当务之急，法律特其一端耳。尤有进者，中国与东亚诸国不仅有文化之关系，既今日朝鲜、安南、琉球、日本以至暹罗诸国，其人民血管中盖搀入不少中国民族之血液，著者因痛感东亚原属一家，彼此应互相担携，共图进步，以维持我东亚久远之声光于弗坠。著者后征引诸家学说阐述“中国法律”有其历劫不磨之真价值存在，希望我东亚法家均能回顾数千年来我祖宗心血造指之宝贵财产，不惟不至纷失，且更进一步力采欧、美之所长，斟酌损益，以创造斩新宏伟之“东洋法系”，是则著者区区之微意也。 这本书不仅是杨鸿烈研究中华法系的苦心孤诣之作，也是他研究比较法制史的探幽发微之作。这本书引文之繁多，引书之
本书使用出土法律文献资料，系统梳理唐代民事、经济法律制度，填补中国法制史中民法史断代研究的空白。作者从解读帛书、石刻文献、唐代律令，以现代民法，即罗马私法体系框架仔细梳理史料，系统再现中国古代具有丰富而细密的民事、经济法律规范制度。出土资料的使用与民法框架的结合，使本书具有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发掘民法精神的重大学术贡献。
中国古代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及时限。研究中国古代行政程序，就是分析行政行为在时间、空间上的表现形式，以及其具有法律意义的方式、步骤、顺序及时限。 行政程序这一法律概念是在中国近代化运动中引入的，它建构在形式理性之上，其功能是规范行政主体的行为，限制行政恣肆。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有发达的行政法律体系，但重视形式理性，轻视行政程序，尚未形成程序话语体系。在此语境之下研究行政程序，面临的困境就是因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行政程序话语体系，从而使古代行政程序很难与现代行政程序话语体系进行有效的知识对接。
本教材以历朝历代的法律思想为线索，以中国历史上各个不同阶层、社会集团、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法律理论和观点为研究对象，突出春秋战国和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现代两个重要的转型期的法律思想，本教材社会法学本科及研究生教学使用。
自从鸦片战争被列强叩开国门，华人移民美国的浪潮也随之开启。早期踏上美利坚的华人先辈们，建设了号称世界七大工业奇迹之一的中央太平洋铁路，他们淘金、开矿、洗衣、种菜无所不能，他们反抗压迫、参与诉讼，开创法律先河。然而同这些丰功伟绩和辛勤奉献相伴而来的不是承认和褒奖，而是华人不准投票、不准多人一起租房、不准扛物走人行道、不准留长发、不准拥有土地、不准种菜……凡此种种无一不给华人套上重重的枷锁。 如今的读者能否想象出这些真实的场景以及背后的原因？能否想象出华人又是怎样一步步从艰难环境中开辟出一条条血泪之路，终成为一支优秀的族群作者邱彰将为您娓娓道出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