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逸史：转型时代的法律人》是一本近代法政人物史、学术史的随笔集。全书以近代中国法律史上的法政人物为对象，通过爬梳回忆录、期刊、报纸、日记等史料，还原清末民国新旧交替时代法政学人的多面形象。 《法政逸史：转型时代的法律人》并不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人物传记，但也并非纯虚构描写，而是以史料为基础，以通俗的故事化文笔，让这些法政学人在逸闻趣事中展现出特有的人格品质，进而让我们回到那个中西法律文明对撞的时代，体会作为法律人个体的学术理想与命运沉浮，思考同为转型时代的当今中国法律学人的责任与担当。
本书是一部深具现实关怀的法律史佳作。作者站在当下回顾清末这一法律移植时代的变迁，又从清末反观当下的法律文化。书中简述了《大清钦定刑律》的立法过程，清晰展现了与之相伴的著名论争 清代礼法之辩，阐述了论争的主要内容和论争双方的基本观点，就其中涉及的若干问题分别进行了讨论，由 礼法之争 看近代中国的法律移植与社会转型，并把这一事件置于更大的历史视界中观察与分析，求取其历史的、社会的意义，以为今日之观照。
《大宪章》是英国封建时期的重要宪法性文件之一。1215年6月15日，金雀花王朝国王约翰王在大封建领主、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的联合压力下被迫签署，共63条。《大宪章》确立的 王在法下 的原则被世界法治国家广为遵从。1215年之后，英国法治在数百年的演变中完善进步，妥协的政治精神及 王在法下 的理念也历久弥新，成为现代法治的基础性内容，从这个意义说，《大宪章》是英国法治殿堂的一颗瑰宝。
在两千多年漫漫的中国法制长河中，汉、唐是两个相当关键的时代，其之于传统中国法文化的形塑与发展，具有承先启后的深刻历史意涵。 作者深耕细犁中华法史四十余载，融冶史学、经学、律学于一体，凝萃成书。书中主要以儒家传统之礼贯通脉络，总分二部，上篇专研两汉经义折狱，下篇探究《唐律》立法原理。本书结构坚实，考案缜密，兼重实例，间援当代法学观念作诠释，有发明古今之效；而论证严谨，晰理至明，孤诣独照，勾勒出汉唐法律文化的绝代风华。
《中国法制史概要》是公认的法制史名著，堪称以近代部门法理论研究法制史的经典性著作。本书与传统法制史研究重考据不同，着重按照法律门类系统梳理史料，其关于中华法系演进的理论独成一家。本书为作者数部著作中影响*的一部，被法学界誉为开专题史研究之先的著作。几十年来，这部著作影响着海峡两岸的几代法律学人。
本书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详尽地阐述了关于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一些基本原理。
本书的撰写立足于史实和大量手材料，参考*的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行政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重点分析了清末中央官制改革的过程、结果和影响，探讨其成败得失。 清末的中央官制改革是在清政府内外交困、不得已的状况下进行的，其改革一方面具有明显的被动成分，另一方面也具有制度性影响和遗产，如在改革中产生了中国历史上部宪法性规范文件、按照分权原则制定个内阁官制并建立新的行政系统；废除科举制度；推行文官制度并制定与之相配套的考核机制，等等。所以这些内容都具有制度性意义，并对中国现代政治体制有重要影响。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唐代法律史的探究仅侧重于唐律一种法律形式，而没有把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当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加以综合考察。本书以现存的唐代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为线索，结合新出土的文献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中外古代典籍，对唐代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中日律令制的关系以及律令格式体制下的唐代经济、民事、宗教和涉外法律进行探讨，以期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公主之死》是一部法律史作品。作者爬梳史料，详细讲述了北魏兰陵长公主被驸马殴打流产致死这一经典案例的来龙去脉，以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写作方式探讨了婚姻暴力、性犯罪、亲属容隐、连坐、夫家认同、男尊女卑等重要而深刻的法律及婚姻伦理议题。 通过零星残存的条文、案例和判决，作者分析了儒家官僚集团与皇权在确定涉案人员罪名及刑罚轻重方面的共识和分歧，深刻揭示了汉唐之间几百年里女性的法律地位情况、法学和司法的传承状况，显示出虽然从汉朝开始婚姻和家庭伦理已被纳入法律规范之中，但儒家伦理法制化的进程是曲折的，在胡汉交融的北朝时期，夫尊妻卑的伦理并未 进入法律体系之中。读懂这一案件，对于中国法律“儒家化”或“父权化”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会有 深入的理解。
本书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德国1965年至1985年是法理论发展的高峰的诸多理论立场和主张：法律论题学、法律诠释学、法律论证理论法律商谈理路、法律科学理论，法与社会科学、系统论、马克思主义法理论、政治法理论、纯粹法理论、法律逻辑和道义逻辑、法律信息学等，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理论对法和法学学家的重要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中国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近代中国变局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法系的死亡与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与思想的移植。如此，作为“在野法曹”的律师群体也得以透过他们手中的重器——法律——参与中国的变革。律师的历史本身也构成了我们了解民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扇窗口。在民国扣人心弦的历史变局之中，律师群体是一股强劲的浪潮，左右着这段历史的走向。要读懂民国，读懂中国近代史，读懂国运的航线，不能不读懂律师。 本书中涉及诸多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华人大律师伍廷芳、民国“号律师"曹汝霖、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吴经熊大律师，立宪救国先驱沈钧儒等等，从清末立宪到民国约法，从巴黎和会交涉到治外法权的废除，从抗日爱国到施行宪政，从工人组织到女权运动，从司法独立到表达自由，都
本书*主要的特色在于作者通过研究梁启超关于权利义务论、法治主义、国体、国家结构、司法独立等方面的法学著述与实践，展示了梁启超思想中广阔而幽深的法学世界，描述了中国现代法学兴起的复杂而立体的过程，回顾了在那个中华文明不断寻找方向、校正方向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紧迫的、根本性的问题不断求索的历程。
本文中维亚克尔以德国民法为例，尝试揭示欧洲伟大民法典的社会模式及其变迁。他指出，西欧与中欧各国民法典的实质伦理学前提，都是古典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一战以后，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形式上的自由伦理向实质上的社会责任伦理的回归，而一系列 社会法 立法也抛弃了古典私法秩序的原理。但维氏也认为，通过记取一种法律文化存在条件的思想家和实务家们，私法科学将从危险中再次站立起来。本文甫一问世即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就维亚克尔提出的关于私法典社会模式变迁的论题，相关争论迄今未绝。
本书以简短的篇幅和简约的文字简明地勾勒出西方法律史。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力图达到如下四个方面的结合：其一，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的结合；其二，法律规则与实际案例的结合；其三，发展脉络与历史掌故的结合；其四，文字与图片的结合。本书所设定的阅读目标在于：让法学中人了解一些历史，让史学之人知道一些法律。
《中华法文化史镜鉴》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法学家张晋藩先生多年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日报》《人民法治》《经济导刊》等党政报刊上发表文章的首次精编结集。全书共收录融历史性、趣味性和普及性为一体的法律评论文章48篇，辑为鉴古明今的中华法文化、中国古代的官吏管理、中国古代的监察与廉政、中国古代的司法镜鉴四大部分，并附有作者的学术自述和精彩访谈各一篇，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华法文化的历史传统、法治经验和现实价值。 2022年5月恰逢中国政法大学建校70周年，本书也是张晋藩先生值此之际对中华法文化学科多年来研究成果和学术主张的一次简明扼要的梳理和阐释。
酷刑已经绵延了几千年 有时大张旗鼓，有时偷偷摸摸。从古希腊对战俘用刑到中世纪的猎巫运动到 9 11 事件后的刑讯活动，酷刑总在我们身边。 《酷刑简史》讲述了酷刑的整个历史：包含了各个时期，从古希腊到 9 11 ，从古代社会到当代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关塔那摩湾监狱；囊括了各个地域，从西班牙到英格兰，从阿尔及利亚到北爱尔兰，从欧洲宗教裁判所到古代中国、日本的官方刑讯；容纳了各种酷刑方式，从 拉肢架 、拇指夹到电椅、药物，从肉体摧残到精神施虐 尽管酷刑从古至今一直深受谴责、背负骂名，但在摧残同类来获得信息这件事上，人类从未停止，且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如果不使用酷刑，就会发生惨烈的恐怖事件，警察该怎么办？ 单纯的施暴 与 逼取信息以拯救他人 的分界在哪里？什么样的刑罚是 令人不快但可以接受的 ，
以对话体的言说方式，集中讨论了作者近几年孕育发微的政治宪法学诸问题。以中西交汇、古今之变的视野，探索现代中国的法政起源以及内在的动力机制，在晚清以降的三个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中，揭示其承转启合的张力结构和升降沉浮的命脉节律。法眼看中国，一部现代中国史就是政治宪法与法律宪法的流变史，在滔滔不尽的历史洪流中，作者愿与读者共同寻找那砥柱中流的转型之契机。
一套丛书的“总序”，往往是洒洒万言。但我欲用直接、简洁的文字写就本套丛书的“总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读者完全可以从本套丛书所收录的内容上准确无误地判断出其出版价值及意义。个人认为，推出《中国民事诉讼法制百年进程》这套丛书，旨在增进理论界、实务界对近百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发展状况的了解，通过整理、汇编、说明文献资料的方式，努力搭建公开、平等的学术平台，增加学术积累，满足立法及实务之需，促进本学科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本套丛书追求的*价值不在于证明编纂者的创造，而在于渴望读者们、利用者们的发现。 自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丙申（1902年5月13日）清政府下诏沈家本、伍庭芳主持修律及拉开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序幕，时至今日刚逾百年。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百年进程，既是中华固有法制和法律思想全面走向衰败以及
清末十年修律，首当其冲的就是刑事法律的改革。针对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中央各部要员、地方封疆大吏均上奏了签注意见。本书在解读签注内容和意见的基础上．就大清刑律草案在立法基本原则、刑法基本理论、立法语言与技术等三个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历史缺憾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作者认为．以沈家本为代表的草案编纂者忽视对传统法律积极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导致草案出现了“食洋不化”的现象。而如何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协调融合问题，是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是晚清法律改革以来中国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病因。
全书共分17章，以中国法制发展的进程为基本线索，系统介绍了自夏商至新中国成立前各主要历史发展时期的立法概况、法律制度与司法制度，力图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古代及近现代以来的法制发展情况，以使学生能够了解支撑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法律发展史，培养学生对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基本认识，并为学生进行其他部门法的学习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本书尤为注重内容的精简，在体现*本科教学指导纲要的基础上贴近司法考试对中国法制史课程的考察要求，内容明确、重点突出。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教育法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学生或其他对中国法制史感兴趣的读者作为学习参考用书。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 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 以上便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的核心内容。固定的条文本身无法造就如今美国的自由，而是通过两百年来上演的无数精彩故事和判例赋予条款灵动的生命，使纸面的权利成为人民手中实在享有的自由。两届普利策奖得主安东尼?刘易斯将言论自由及其边界的变迁娓娓道来，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美国人民为言论自由不懈斗争的历史画卷。
中国监察法制的历史是中国法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源远流长、从未中断的。监察法律文化的积淀之深厚与监察立法内容之丰富，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是取之不尽的治国财富。 中国古代的权力结构是沿着专制主义集权的轨道发展的，它之得以矗立，有赖于统一的军队和统一的官僚机构的支撑。官僚机构是推动国家机器运转，实施治国、理政、驭民的物质力量，因此治官——使官僚按照法定职责行事，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治官而需要察官，为察官而需要法律，监察法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 由于历代的历史背景不同，面对的政治形势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也有异，因此监察法制的具体任务是不同的，但总的说来都是依法整肃百僚，“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平衡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控制官僚个人法定权利以外的占有，
《近代法研究》大致包括论文、旧文选登、资料和书评等栏目，在内容上注意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法律和社会的复杂关系；在方法上讲究资料的严谨和充实，强调论从史出、小题大做，反对夸夸其谈和宏大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