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新颖的题材结构以及注重理论结合实践的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从题材结构上看,本书以《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为书名,分为两个部分:部分为理论。涉及方法结构、社会预防、环境预防以及犯罪预防评估等主要内客;第二部分为实践,涉及犯罪预防从理论到政策、公共场所的犯罪预防、如何应对社会失调以及犯罪预防的前景展望等主要内容。此外,本书中诸多部分均有针对典型性案例或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条理性概括的分析评述。从上可见,本书不但结构新颖、重点突出,而且其注重理论联系实践的突出特点一方面生动地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理论水平以及对实践的掌握和驾驭能力,另一方面也显著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以及理论和实践界参考借鉴的可行性。其次,亚当·苏通等专著的《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内
根据犯罪进展的不同区分犯罪完成形态与未完成形态,在此基础上区别量刑,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当然要求。但何谓犯罪既遂、其标准是什么,并不是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已经明确了的问题。 本文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部分,犯罪既遂的标准。犯罪完成并非犯罪人的主观目的的实现,也非自然意义上的行为的完成,而是体现立法者立法意图的犯罪完成。第二部分,犯罪既遂的范围。第三部分,犯罪既遂的类型。该部分结合不同的犯罪类型,指出了犯罪完成的具体标志。第四部分,犯罪既遂与刑法相关问题。就犯罪既遂与刑法中的相关问题如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本文是对刑法中与挪用有关的犯罪进行的系统化、类型化的研究,采用了历史的、比较的、实证分析等方法,紧紧抓住挪用犯的挪用实行行为,在对挪用犯的法律沿革,挪用行为特征、本质以及挪用行为的一般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挪用犯中各罪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后,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出发,对挪用犯的未遂、共犯以及罪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任海涛编著的《共同犯罪立法模式比较研究》是在更宏观的视角下全面检讨当今大陆法系刑法学界和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共同犯罪的论著。 本书将共犯论之核心问题定位于因“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观念不同所形成的限制正犯概念与扩张正犯概念这两个基本理论预设,所有的共犯论问题均以这两个理论预设为逻辑起点,这样的逻辑论证我相信会解答很多人在共犯论上的困惑;再次,在本书之前,学界关于共同犯罪立法模式的问题鲜有论及,本书对当今大陆法系刑法学界两大立法体系即区分制与单一正犯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尤其是对单一正犯体系的研究纠正了很多学者对其的误解;在对区分制与单一正犯体系进行全面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本书对我国共犯立法模式也进行了解释论与立法论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与立法构想,这就使本书不仅是单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社会环境纷繁复杂及学业压力大、就业难等使青少年犯罪问题也日益严重,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对青少年犯罪心理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青少年犯罪心理研究已成为犯罪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近30年来,有关犯罪心理学的著作很多,这对犯罪心理学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专门介绍青少年犯罪心理的读本却寥寥无几。这就影响了青少年犯罪心理学的普及和发展。为了丰富这一领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和掌握青少年犯罪心理产生的原因、特点及规律,同时也为学校、家长、司法、劳教机构提供预防青少年犯罪、改造罪犯的办法和途径,在皖南医学院心理教研室刘新民教授的组织下,作者们编写了这本《青少年犯罪心理》。 在编写此书的
作为与国家追诉并存的犯罪的私人追诉,其实体上的规定见诸刑法中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程序上则见诸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自诉案件的规定。长期以来,犯罪私人追诉诸问题研究的匮乏与我国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各自为战的研究范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打破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学科藩篱,是深化犯罪私人追诉研究的必经之路。本书基于程序与实体一体化的范式,将对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实体产生重要影响的程序问题一并纳入法理逻辑视野的考量,对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的法理个性、立法完善等诸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传统的以公诉罪为主线、以犯罪人为中心、关注惩罚的刑法理论进行了反思、批判和前瞻。
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问世于1764年4月。原著分为47章和一个“引言”;随后,作者针对来自宗教人士的攻击,又增加了一篇辩白性的文字----“致读者”(这个原著版本以下称为“47章版本”)。1765年,法国“百科《论犯罪与刑罚》派”学者达兰贝尔将此书翻译成法文,并且重新编排了章节,将正文划分为42章;这个版本(以下称为“42章版本”)曾经得到贝卡里亚本人认可和称赞。“47章版本”与“42章版本”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的差别在于体系编排和论述次序的不同,“42章版本”把原来分散在不同章节中的、关于相同议题的论述加以相对集中,对某些章的论述顺序做了调整,并且把关于某些重要议题(例如刑讯和死刑)的论述予以前移。根据我的比较,“42章版本”比“47章版本”多1句起承上启下作用的话;而“47章版本”则比“42章版本”多7句话
该书以案例分析的形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刑法的基本问题、人身权利、经济犯罪、公私财产保护、老百姓如何遵纪守法、公务员犯罪等六大类中的具体罪名,结合案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该书的案例分析通俗易懂,能使老百姓知道怎样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也能使缺乏实践经验的学生提高其自身的案例分析能力并加深对刑法精髓及理论的理解。 如此说来,法律实际上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它理应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朋友。因此,在麻烦找来之前,我们好先去结识这位朋友,多听听这位朋友的建议。这正是我们编写这套《法律与现代生活丛书》的初衷。 这是一套面向普通公民的通俗法学读物。它融知识性、趣味性和简明性于一体,用公民平常的话语,谈公民关注的问题,讲公民生活中的法律。 在这套丛书中,您看到的案例或者事例,都源于
本书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十一五’规划教材”。共分为四篇进行了阐述,包括“罪犯矫正总论”“监禁矫正”“社区矫正”“两类特殊人员的保护制度”。本书主要从罪犯矫正概述、制度的孕育与发展、原理、手段体系、矫正机构及人员、矫正的理论与实践、出狱人保护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研究。
共犯界限包括分工分类法下的界限和作用分类法下的界限,它是共犯理论中重要的问题之一。刘斯凡编著的《共犯界限论》结合我国立法,次全面系统地对共犯的界限问题进行了研究。《共犯界限论》从共犯体系入手,评析了单一正犯体系和二元参与体系的优劣;并结合我国的共犯体系,重新界定了共犯处罚根据的基本内涵;随之对大陆法系的对以犯罪支配理论为代表的诸多学说的利弊展开探讨,提出了区分正犯和共犯基本标准;之后对作用分类法下共犯界限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剖析,对“主要作用”和“次要作用”进行了全新诠释;后以现有立法模式为前提,以对因果流程的支配为基础,对我国的共犯界限理论进行了重构。
共犯界限包括分工分类法下的界限和作用分类法下的界限,它是共犯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刘斯凡编著的《共犯界限论》结合我国立法,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共犯的界限问题进行了研究。《共犯界限论》从共犯体系入手,评析了单一正犯体系和二元参与体系的优劣;并结合我国的共犯体系,重新界定了共犯处罚根据的基本内涵;随之对大陆法系的对以犯罪支配理论为代表的诸多学说的利弊展开探讨,提出了区分正犯和共犯基本标准;之后对作用分类法下共犯界限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剖析,对“主要作用”和“次要作用”进行了全新诠释;最后以现有立法模式为前提,以对因果流程的支配为基础,对我国的共犯界限理论进行了重构。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深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金融领域的违法犯罪现正呈现多样化和多变化的发展态势、信用证和*犯罪的日益猖獗和花样出新就是在一背景下出现的突出现象。本书分别对信用证和*这种涉及信用问题的犯罪的成因、犯罪构成、司法认定以及惩治和防范等方面的内容作了分析研究,希望对全面认识和有效防范这两种犯罪及完善相关的立法提供有益帮助。
吴殿朝博士所著《从天之骄子到阶下囚:中国当代大学生违法犯罪原因研究——基于“社会腱”视角的分析》一书,运用理论文献与中国现实案例说明天之骄子为何沦为阶下囚。吴殿朝博士在致力于这一项工作时,一个特别之处是将法学、教育学与社会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相结合,因此他建立的理论模型既有教育学的特征,又有社会学的色彩,这是对法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高智商、高素质与高层次一直是这个群体的特征。然而,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屡屡出现大学生因触犯刑律而成为阶下囚甚至死刑犯。对此,人们义愤填膺,强烈质疑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我们的大学怎么啦?我们的高等教育生病啦?其实,大学生为何会走向违法犯罪之路?其内在的机理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理性的思考,而不是诉诸情绪的冲动。在
本书的理论核心,是论证从“三方诉讼构造”到“四方诉讼构造”的理论转变;文章的写作贯穿了两条主线:一是从犯罪的私人侵权性特征出发对传统犯罪观念的反思;二是对被害人的复仇与赔偿心理在刑事程序中的疏导与限制。从条线索出发,论述了被害人在公诉程序中的作用、检察官与被害人的关系、自诉程序对于被害人的意义以及赔偿对于被害人的重要性等;而从第二条线索来看,被害人复仇心理实现于公诉程序和自诉程序中,被害人获得赔偿的心理则主要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独立民事诉讼和国家补偿制度来实现。 本书提出,犯罪的概念是严重的私人侵权性,由此伴随着犯罪本质、刑罚目的和量刑根据的转变,国家在惩治犯罪人与保护被害人中应当保持适度的介入。我们应当建立一种新的犯罪概念观,打通犯罪行为、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侵权行为
本书坚持加害—被害互动形成犯罪的中立刑法立场,选取被害人责任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尝试将犯罪被害人学的研究成果吸收到刑法领域之中,提出了刑法领域中的被害人责任概念,并以被害人责任为基础评价犯罪现象以及现行刑事法体系,为刑事法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填补了我国目前相关研究领域空白。
本研究重点探讨经济不平等对农村低收入人群和贫困群体犯罪产生的影响,试图回答的问题有:经济不平等对农村犯罪具有何种影响?如何预防和控制我国农村低收入人群和贫困群体犯罪高发的趋势?农村犯罪发生的经济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制定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村犯罪预防控制政策?等等。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是指外观上和犯罪行为十分相似,符合犯罪构成的个别要件,但因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符合犯罪构成,虽然刑法未作出特别的规定,也应该排除其犯罪性的行为。在有关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各种称谓中,“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称谓为符合我国的刑法理论体系。准确界定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概念,应该注意到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以下几个特征: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虽然在外观上和犯罪行为十分相似,但是只是符合了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符合犯罪构成;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超法规”,并不意味着排除其犯罪的理由在刑法典的规定之外,是对刑法规定的超越,而是意味着对于该类行为应当排除犯罪性的一种特别的提醒;排除犯罪性事由是没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排除犯罪性事由和超
由于犯罪学家对“迷乱”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与解释各不相同,自20世纪中叶至本世纪初,他们运用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研究,以期发现预测个人与社会迷乱程度的关联因素。本书在总结既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跨国数据库与分层线性统计模型,对“迷乱”这一概念进行实证研究,以期验证默顿等犯罪学家就若干人口变量及经济变量在个人与国家(或地区)层面上是否可以解释现今社会迷乱特别是美国社会的迷乱现象。 具体而言,本书所使用之原始数据源自1995年《欧洲与世界价值观调查》(Europe and World Value Survey)及联合国有关调查。在对社会迷乱理论进行系统理论回顾、梳理及对既往实证研究进行总结后,借助分层线性模型,系统研究30个主要国家及地区的人口变量及经济变量在个人与国家层面上对社会迷乱之影响。 本项实证
这是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国良通过实证调查所撰写的比较有分量的成果报告。作者通过海南省18个市县的实地调查,以详实的文字资料分析了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文区位特点,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