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由于我国刑法学与前苏联刑法学的移植和借鉴关系，我国刑法学中犯罪客体理论基本上源于前苏联。本书以犯罪客体这一学术范畴为重心，充分利用相关的学术资源，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以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犯罪客体的构成要件地位。可以促进刑法学的研究，扶植刑法学的新生力量。
本书分上编研究述评、下编代表性论文精选两部分，主要内容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概况、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重点研究问题与争议等。
本书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方面认证了单一正犯体系的合理性，并认为我国刑法采取的正是单一正犯体系。在此基础上，本书对我国犯罪参与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从世界各国的犯罪参与立法来看，存在以德日刑法为代表的二元犯罪参与体系（区分制）与以意大利刑法和奥地利刑法为代表的一元犯罪参与体系（单一正犯体系）。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规定究竟属于哪一种体系？这是研究我国犯罪参与问题的前提。从目前我国学界的状况来看，绝大多数学者在没有论证这一前提的情况下，盲目地认为找国采用的是区分制。
《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新颖的题材结构以及注重理论结合实践的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从题材结构上看，本书以《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为书名，分为两个部分：部分为理论。涉及方法结构、社会预防、环境预防以及犯罪预防评估等主要内客；第二部分为实践，涉及犯罪预防从理论到政策、公共场所的犯罪预防、如何应对社会失调以及犯罪预防的前景展望等主要内容。此外，本书中诸多部分均有针对典型性案例或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条理性概括的分析评述。从上可见，本书不但结构新颖、重点突出，而且其注重理论联系实践的突出特点一方面生动地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理论水平以及对实践的掌握和驾驭能力，另一方面也显著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以及理论和实践界参考借鉴的可行性。其次，亚当·苏通等专著的《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内
本书首先界定了结果加重犯的规范构造，明确了我国刑法典中结果加重犯的存在范围。之后运用动态的责任主义观点，提出在实质责任论的背景下，危险性理论能够解释结果加重犯存在的合理性。进而探讨结果加重犯成立的限定规则，提出应当在客观归责和主观归责的分析之后运用 全等审查阶层 理论判断因果历程偏离情形的归责，并对结果加重犯的未遂以及共同犯罪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对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结果加重犯的司法认定，对本书提出规则的可操作性予以检验。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刑法学研究总整理文库》之《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专题整理》分册，书中具体包括了：《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之立法技术缺陷、销售伪劣产品未遂如何计算货值金额关键是正确认识等内容。
本书作者将德国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归纳为双系统的理论。所谓的双系统犯罪构成要件理论是指，判断一个行为是否该当犯罪的标准是通过两个不同的理论系统共同完成的：其一是判断行为性质的 三要件 系统，其二是评价行为价值的 不法-罪责 系统。前者是判断系统，后者是评价系统。尽管不同学者对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主张和论证，但是本质上其理论范畴都没有脱离这两个系统。我国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开始从日本、德国接触和输入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因此这一传统理论在我国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完善才能融入中国刑法的文化和司法实践中。本书用结构主义的方式，按照德国刑法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分别论证双系统理论的形成、发展以及现状，希冀这次进入他者（成熟）理论状态的训练和经验，可以为中国刑法提供理论进阶的可能性。
根据犯罪进展的不同区分犯罪完成形态与未完成形态，在此基础上区别量刑，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当然要求。但何谓犯罪既遂、其标准是什么，并不是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已经明确了的问题。 本文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部分，犯罪既遂的标准。犯罪完成并非犯罪人的主观目的的实现，也非自然意义上的行为的完成，而是体现立法者立法意图的犯罪完成。第二部分，犯罪既遂的范围。第三部分，犯罪既遂的类型。该部分结合不同的犯罪类型，指出了犯罪完成的具体标志。第四部分，犯罪既遂与刑法相关问题。就犯罪既遂与刑法中的相关问题如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义务犯和支配犯不同，成立正犯不需要如同支配犯那样支配行为事件的因果流程。尽管不乏来自存在论、规范论和机能论等多维视角的反对意见，义务犯的独立地位和独特影响仍然可以并且应当得到维持。因为义务犯中的义务是“与他人建设一个共同的世界”意义上的积极义务，而不是“不得伤害他人”的消极义务；对其归属原理、可罚性基础以及正犯准则而言，重要的总是义务是否被违反，而不是义务如何被违反。传统刑法学理中的正犯、参与、不作为、身份犯等一系列理论于是均有重新理解之必要。
本书是由葡萄牙科英布拉近代伟大的刑法学家迪亚士经多年教学、研究和实践所融会而成的经典专著，收入大量欧美各国的刑法比较研究成果，对现今葡萄牙和澳门刑法理论影响深远。书中分别从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刑法和刑法学、刑法的功能、刑法及其适用、犯罪（可处罚的事实）理论的构建、故意作为的可处罚事实、过失犯罪、不作为犯罪和竞合等角度进行研究，对当时欧洲背景下的葡萄牙刑法总论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郭晶英所著的《罪犯心理咨询话语研究(英文版)》重点分析罪犯心理咨询过程中民警咨询师和罪犯求询者采用了哪些话语手段来证明话语的有效性、进行责任归咎与推卸、协调与他们各自有切身关系的利益。还从比较视角分析干警罪犯个别谈话的特殊互动图景，以客观全面评价中国罪犯心理咨询在教育改造方面的功用。
本书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编写。本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全面性、针对性、实用性、新颖性。
中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虽具有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至今已丧失现实合理性和比较合理性。这一理论在前提、要素、结构及功能等方面存在缺陷，这些缺陷均非平面体系内的调整所能弥补。学界诸多有识之士为完善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所作的努力相对传统体系虽有重大进步，但又都多少留有遗憾。通过比较英美的体系和梳理德日的体系，本书认为德日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一有责性的三阶层体系虽不完美，却应是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变革方向。此外，全书对四要件理论的主张者对该体系的诸多辩解、对针对三阶层体系的诸种质疑也作了一一回应，并终确定了本书重构论主张的理念支撑、自我警示及价值依托。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大多数州仇恨犯罪法的出台并非因为刑法在这方面尚付阙如，或者因为一些骇人听闻的罪犯不能依照现有法律充分受到起诉和处罚。刑法的缺失或者不当的宽缓并不是令美国政府头疼的一个问题，执法人员当然拥有起诉那些实施杀人、强奸、伤害或其他犯罪的恰当方法，无论这些犯罪是否以偏见为动机。20世纪90年代初期，法学家们开始使用“仇恨犯罪”和“偏见犯罪”的术语。 作者通过追溯仇恨犯罪的起源、界定仇恨犯罪的定义及对仇恨犯罪立法价值的分析，对仇恨犯罪的泛滥展开了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及其正当性的解释。在进一步分析仇恨犯罪法执行、仇恨犯罪与宪法、仇恨犯罪与身份政治的冲突与碰撞后，作者指出，刑法及其执行在创造一个更加宽容的和谐社会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社
共犯界限包括分工分类法下的界限和作用分类法下的界限，它是共犯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刘斯凡编著的《共犯界限论》结合我国立法，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共犯的界限问题进行了研究。《共犯界限论》从共犯体系入手，评析了单一正犯体系和二元参与体系的优劣；并结合我国的共犯体系，重新界定了共犯处罚根据的基本内涵；随之对大陆法系的对以犯罪支配理论为代表的诸多学说的利弊展开探讨，提出了区分正犯和共犯基本标准；之后对作用分类法下共犯界限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剖析，对“主要作用”和“次要作用”进行了全新诠释；最后以现有立法模式为前提，以对因果流程的支配为基础，对我国的共犯界限理论进行了重构。
本书针对现实生活中商业欺诈泛滥的态势，从厘定商业、欺诈和商业欺诈的概念入手，分析欺诈和商业欺诈的构成要件，试图澄清学术界在此问题上存在的一些误区，并以新的视角和方法对商业欺诈进行分类。较系统地分析商业欺诈法律控制的客观要求和机制，并围绕商业能力欺诈、商业价格欺诈、商业表示欺诈、商业票证欺诈等几种主要的商业欺诈行为，分析其概念、性质、特征、构成要件、表现形式及其法律控制制度、措施等。本书在商业欺诈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控制制度方面具有诸多创新研究。
本书介绍了犯罪学的学科体系和基本理论，不仅吸收了国内外犯罪学发展的*研究成果，而且针对世界各国犯罪治理的经验和我国犯罪治理的实务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本书在章节的安排上，基本上遵循了我国犯罪学的学科体系，把全书分为五编：犯罪学导论、犯罪现象论、犯罪原因论、犯罪对策论和犯罪类型论。犯罪学导论主要介绍了犯罪学的学科、犯罪学的发展历史、犯罪学的基本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犯罪现象论主要介绍了犯罪现象、犯罪行为、犯罪被害和被害人及当代中国的犯罪现象；犯罪原因论主要介绍了犯罪原因系统、犯罪行为的形成机制及容易导致犯罪的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犯罪对策论主要介绍了犯罪对策的理论和实践、犯罪预测、犯罪人预防、犯罪情境预防及被害预防的内容；犯罪类型论主要介绍了暴力犯罪、财产犯罪、毒品犯罪、经济犯罪、职务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