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哲学导论》作者何志鹏从国际法哲学的基本维度入手，确立了国际法哲学的内涵与外延。进而以“国际法是法吗？”启动国际法本体论的探究，通过历史与现实考察，将问题纠正和转化为“国际法是什么法？”，并形成了“平位法”“协定法”“弱法”“不对称的法”的论断。在此前提下，展开国际法辩证法的阐释，国际法方法论的思索，并形成了国际法与法理学、法学诸学科、国际关系学、哲学等的紧密联系。通过对正义、和谐等国际法价值的剖析，通过对主权这一国际法核心观念的反思，对“有罪不罚”这一国际法观念的追问，对国际法遵行机制的考察，对国际社会契约这一国际法理想的阐释，初步提出了构建国际法中国理论的构想。

本书是《国际公法》一套两卷本的上卷，其涵盖了国际公法在和平时期解释与适用的相关问题。与此对应，下卷将集中讨论国际公法在武装冲突中的解释与适用问题。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国际公法是“国际法治”理念的实质内容的首要组成部分，它规范着国际秩序总体的运行，决定着国际政治权力的稳定分配和行使，支配着这一秩序中规则的创制、解释、适用、修订、废止，并通过《联合国宪章》的宪纲作用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 本书特点：，其出发点是国际公法为实用学科；第二，本书包含了和平时期国际公法的解释与适用，既是向经典教科书方向的回归，也是特别考虑到在当今世界中局势的国际公法所发挥的、极为突出的正面作用。 本书既可作为教科书供学生们学习，也有为研究人士用于讲述、研究的作用，同时也兼顾实务工作参考的功能。读

这本《国际涉水条法研究》由孔令杰、田向荣著，以国际涉水条法研究为题，在明确国际水法与跨境水资源冲突和合作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从历史、法律和政策等角度着重研究了与我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四项国际涉水法律文件，从争议起因和各方诉求、判决推理和依据、案件启示和意义等方面研究了五个重要的国际涉水案例。全书共分六个部分：绪论为国际水法与跨境水冲突和合作；章为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研究；第二章为联合国欧经委赫尔辛基公约研究；第三章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跨界含水层法草案研究；第四章为国际法协会赫尔辛基规则与柏林水规则研究；第五章为国际涉水案例研究；录为重要的国际涉水法律文件。

????????薛桂芳编著的这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国家实践》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在按照历史发展的主线概括海洋法的形成，发展和编纂，特别是在《公约》的产生，修正和生效的基础上，介绍了以《公约》及其《执行协定》为基本框架的国际海洋法基本制度及其影响。第二部分共三章，对所选择国家的海洋法实践进行了重点阐述，尤其对这些国家在《公约》生效后的海洋法实践特征及规律加以概括和提炼。第三部分用四章的篇幅讨论我国的海洋法实践。第三部分在系统概括我国开发、利用和管辖海洋的实践和我国的海洋立法活动的基础上，论述了当代我国海洋立法的历史发展，法律体系和海洋各方面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反映了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基本政策和为实施《公约》所做出的努力。

《东京审判研究丛书·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是东京审判研究系列丛书的译著类作品，其完整地反应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且对检辩双方主张、法官中多数派及持异议者的”意见”、对东京审判之后争执的主要见解等都有准确的记述。《东京审判研究丛书·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作者艾迪安·若代尔曾任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人权组织国际人权联盟的秘书长，作为其平生的著作，《东京审判研究丛书·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也凝聚了他长期从事人权事业的经历所形成的独特思考。

《国际航空法的统一化与我国的利益》穷究法理，探求真相，纠正了部分误解，提出了国际航空法统一化之历史逻辑乃领空主权之生成、成长与谦抑逻辑，指出主权与航空安全、航空经济发展之关系，更明晰了我国在国际航空法统一化进程中之利益诉求及其求索路径，阐释了国际航空法统一化之模式；以国际航空法之立法精神探求各重要国际航空法公约之实质，更以内国法律之适用为引，研判我国航空利益国际保护之可能。

《京都公约》，全称是《关于简化和协调海关制度的国际公约》，于1973年5月18日在日本京都签署。内容囊括了各项海关业务制度，被公认为国际海关领域的基础性公约，作为世界海关组织四大支柱性公约之一。

本卷涉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一部分（三三条至一九一条）和有关件。这些内容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决议二和1994年《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第十一部分的协定》（以下简称《执行协定》）一起建立了“区域”制度，并提供了支配“区域”内活动的法律框架。第十一部分是《公约》中篇幅的一部分，也是协商最困难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由于需要一套用以支配为全人类的利益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资源的法律制度，国际社会意识到有必要对1958年《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海洋法进行重新审查和修订。在通过联合国大会特设委员会对有关问题进行最初的研究（1967年至1968年）和海底委员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加细致的审议（1969年至1973年）之后，深海底采矿制度问题成为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