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制度是一套重要的法律制度。从宪政角度看，行政诉讼是监督国家权力、保障人民权利直接的制度保障，关系到一个国家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人权保障程度的健全，决定着公民与国家之间格局的形成。“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希望由林峰编著的《香港地区行政诉讼》能够为我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在行政诉讼制度方面的交流和学习提供必要的基本资料，也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参与到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探讨和关心中来。

《澳大利亚法律的传统与发展（第3版）》重点放在历史上，包括澳大利亚法律制度的历史以及西方法律传统思想观念的历史。如果对澳大利亚的历史没有深刻的了解，就很难从真正意义上了解澳大利亚的法律。通过对现代法律制度的阐述，我们可以知道现在的法律制度是怎样的，但我们却无法了解为什么它们会发展成这样。历史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和发展的，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评价现有的规则和制度。了解一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这是评价它应该如何发展不可缺少的一步。所有的制度都有一种内在趋势，即都可以找到合理的理由，说明这些制度为什么会发展成现在这样。然而，历史通常会告诉我们，事情现在怎样，而非过去怎样。某些看似确定无疑的东西是特定环境和历史偶然事件的产物。在现代，了解法律制度的起源，可以赋予看

本书是“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行政程序法研究”的成果之一，共收集了13个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或草案，是目前收录外国（地区）行政程序法或草案最多的资料集。“行政程序法研究”这一课题拟由三本书组成，一是《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二是《比较行政程序法》，三是《行政程序法研究》。行政程序法的颁行，是法治国家法治行政必不可少的基石之一，也是行政领域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世界范围而言，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热潮正方兴未艾；就我国而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正呼之欲出。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行政程序法的理论研究尤显迫切。为此，首先需要对世界各国和地区行政程序立法的状况作一调查，收集它们的行政程序法或草案，这是重要的先期任务；进而对各国行政程序法作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研究。这

意大利刑事古黄学派创始人贝卡里亚的这部著作，篇幅不大但影响却极为深远，该书初版于1764年，是人类历史上部对刑罪原则进行系统阐述的著作。全书洋谥着伟大的人道主义气息，对刑讯逼供和死刑进行了愤怒的谴责，鼓吹刑法改革，力介罪刑相适应的近代量刑原则。本书问世后立即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被译为多种文字，它对地俄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等国的刑法改革具有重大的影响。该书被誉为刑法领域里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家庭法》第二版以来，出现了许多新的、重要的发展，其中特别重要的是1998年人权法案的实施，它将会对家庭法产生重大的影响。尽管普遍认为早该修订离婚法，但政府还是决定不予采纳对1996年家庭法第二部分离婚法规定的建议修订案，这点也很重要。家庭法其他重要的变化包括仿效沃尔夫（woolf）民事程序修订案，引入新的辅助救济规则，在离婚方面引入补助金制度。家庭法案例一直在不断地涌现。从上一版以来，判例法又有重要发展，尤其在“怀特诉怀特案”（white v．white）中，上议院便曾考虑在离婚案的辅助救济方面法庭应当如何行使权力。此外，在1996年家庭法第四部分之家庭暴力条款的解释方面，1989

《标准商事公司法》由全美律师协会商法部的公司法委员会负责起草和修订，是一部可供各州立法机构自由选择使用的公司法范本。1950年，公司法委员会首次公布《标准商事公司法》。之后，该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对《标准商事公司法》的评论和修订工作，于1969年对《标准商事公司法》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最终于1984年完成了对《标准商事公司法》的全面修订。 目前翻译的美国标准公司法则是2002年的修改稿。

从2006年开始，美国房地产价格回落，作为诸多衍生品基础的房地产信贷质量出现问题，在此基础上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链条便从根本上断裂。在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之间进行跨业经营之后，金融扩张的幅度明显大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随着监管的绊脚石被移走，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加入到衍生品的盛宴当中。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这桩美国金融大的破产案全面引爆了金融危机。两年之后，最困难的时期已成历史，但余波仍存，复苏缓慢而虚弱，金融业裁员阴云再次笼罩，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全球经济仍未走出二次探底之虞。 危机倒逼改革，再造势在必行。正如鼓励竞争的市场机制不可逆转，金融业精英再也无法阻挡监管者对他们忽视风险追求暴利的约束。2010 年7月2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生效。这是自20世纪3

《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这本书从有此意图到出版，历时将近两年，可谓百般雕琢，惟恐其不能成为美器。作为编辑，当然有许多感慨待发，于此方寸地只谈几句并不算多余的话。 “公民不服从”是一个纯粹的西方概念，是西方式民主政治中极为特殊的理论与实践行为，本书将其作为西方政治学中一个学理性因素加以引入，目的是让学者了解西方政治学此一必要侧面，相信这一点读者自会辨明。 本书在选辑译稿过程中，不同篇目约请了分别的译者和作者，而各篇目的内容间有相互引录的现象，所以在整部书中，出现了同一段原文不同译法的情况，为了文意上的连贯性，也为了珍视译者各自独特的行文风格，书中留存了此类差别而未加丝毫凿作，对于此不算规范的做法，请读者谅解。 最后，要感谢本书的编者何怀宏先生，他于病中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做

《美国商业法律环境研究》对美国法律环境进行了专题研究。本书通过梳理美国有关公司设立、公司治理、市场交易、市场管理、公司并购、外商投资以及有关航空工业管制的法律、法规和判例，旨在揭示在美国从事投资和经营有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提供相应的法律建议或行动指引，为负责境外投资与运营的决策人员和相关管理人员提供参考，从而帮助其规避法律风险、妥善处理法律纠纷，限度地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日本民法典中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只有16条（第三编第五章第109条至第724条），但侵权行为法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却是极其广泛的。在日本，民法学中问题最多、争论最激烈、研究成果也最丰厚的是侵权行为法学。 侵权行为法是日本民法学研究中一个成果颇丰的领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而最根本的是它跟随时代发展不断创新的精神。 本书的课题是整体性地考察日本现行侵权行为法律制度，属总论性的研究。书中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日本民法制定以来，特别是60年代至今侵权行为法判例、学说的发展过程，以使我国读者对日本侵权行为法有一个整体的、动态的了解。笔者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我国民法学界对日本侵权行为法的理解，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借鉴有价值的东西。

近年来，随着恐怖主义的日益猖獗，恐怖活动的特点也发生很大变化。从各国原有的反恐怖立法或相关立法的形式和内容上看，都存在着明显的需要补充、完善之处。特别是仅仅依靠一些单项反恐立法或国内刑法中的相关反恐条款以远远不能有效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各国在如何界定恐怖主义、什么是恐怖组织等方面仍存在着一定差异，且各国所面临的恐怖活动的威胁程度不同，因而在确立相应法规、采取相应措施以及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的侧重点都不尽相同。本书编两编，编是按国别分类，依次介绍各国的反恐怖主义法规。第二编是介绍了联合国的恐怖主义国际公约和条例。

这是一部有关俄罗斯反垄断政策的专著。书中概括了俄罗斯国家经济调节的理论基础，从国家最高价值入手，分析了社会国家对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决定性，以及转型国家实行国家经济调节的必要性。书中介绍了俄罗斯经济垄断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反垄断法规体系；系统并详尽介绍和分析了俄罗斯反垄断政策、措施和方法，包括对经济集中的监督与调节、对垄断企业的监督与管理、对自然垄断的监督与调节、对外国投资的反垄断监督与调节，以及发现和制止不正当竞争；简要介绍了俄罗斯发展竞争的规划和措施，以及俄罗斯反垄断机构，并论述了转型国家加强反垄断调节、建立反垄断法规体系以及建立独立反垄断机构的必要性。

撰写一部美国法学院通史的必要性相对比较容易论证。我们的法学院既强大又神秘。对于外国的法律家，特别是法学教授来说，美国的法学院经常是一个让人既羡慕又妒嫉的对象。[1]实际上，美国的法学院在法律职业界和学术界的生活中甚至在全国都享有牢固的权力地位，而这种学术地位常常是其他工业化的国家里法律职业的学术分支所无法获得的。从美国法学院毕业进入职业界的学生在政治、商务、劳工、甚至在社会改革方面行使的扫力要比其他普通法国家的学生大得多。大学的法学教授过着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在职业领域中对法律、程序和制度所进行的思考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美国的法学院被认为不仅是法律职业权力的中心，而且也是塑造作为一个国家的美国的重要力量。 然而，对于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来说，法学院最富于挑战的作用是它

中国基层法院的法官们，以较高的法学素养和特有的职业敏感，在纷繁复杂的案件事产中，敏锐地发现适用法律的“兴奋点”，使“死”的法律“活”于社会生活之中。

《论海洋自由》共有十三章，可分为部分，部分含章，为总述，是其理论或原则的概括，提出了自由贸易和自由航行的观点。第二部分包括第至第七章，主要论述海洋自由；第二章至第四章主要从发现、教皇赠送和战争等三个角度论述葡萄牙人对东印度无主权；第五章至第七章也主要从占有、教皇赠送和时效等三个角度论述海洋及其上的航海权不属于葡萄牙人；该部分是整个文章的重点和核心所在。第三部分为第八至第十一章，主要论述贸易自由权，其中第八章是这四章的总述，第九至十一章，分别从发现、教皇赠送和战争第三个角度论述与东印度的自由贸易权不属于葡萄牙人。第四部分即最后两章总结，一方面否定葡萄牙人的行为，另一方面要求荷兰人坚持自己的贸易权利。 本书为我国个中文版。在该书中格老秀斯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从葡萄牙对东印度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