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略述》概以 述而不作 为原则,而以中西哲学史为主要内容。在语言表述上,不拘文白,多随文献的语势,求其通畅与辞达。这种表述的方式,或与时下的习惯略有差异,而述而不作本身或亦嫌创新不足。但如孔子所教,述而不作却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本书既述而不作,则犹有待于后来。从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来看,西方哲学的精神由彼岸转为现世,这与中国固有的现世精神,恰恰是可以共通的。而中国哲学基于现世的建构,既关乎人之成人,又关乎社会治乱,是可援以发明。于此中西与古今之间,或可究中西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丛书:比较哲学视野里的中国哲学》是作者对自己近二十年来走过的哲学学习道路一个大致清晰的把握。从一九九○年发表的篇正式学术论文《略论老庄的生命哲学》,到这个论文集收录的最近一篇论文《试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中国哲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在中国、西方、印度比较的视野里展开的。这种不期然而然的中国哲学研究命运奇妙地暗合了文中所说的话:中国近现代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在比较文化的视野里展开的。
作为一个古老的哲学话题,“人何以可能”在令天的物化和快感化时代重新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以文化文明为标志的“人的幸福追求”本身就包含占有和快感的内容。这个闻题放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视角下,更增加了复杂性。本书从“人的起源”、“自由和独立”、“批判与创造”这三个方面切入这一问题,在对中西方一些重大观念批判的基础土,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念:人是在不满足于自然性生存的冲动中开始使用工具的,中国人的自由需以亲和现实为前提,个体化理解穿过群体化理解而存在,创造性世界与既定世界不同而并立,不能导向创造的批判不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批判,等等,从而引导读者进入“中国问题”必须有“中国式的解答”的理论思考。
《本体与诠释》已出版了两辑,现在第三辑也即将出版。辑定名为《本体与诠释》。第二辑定名为《本体诠释学》。本辑则定名为《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本辑原拟集中在中国经典的诠释论题的讨论,但因目前学界对诠释的本体与方法的讨论似尚未成熟,应存在着宽广的理论探索空间,因而再加强中西对本体与诠释理论的认识,必能更进一步地带动学者对目前中西诠释理论的兴趣,也更能裨益中国诠释学的深度与更大幅度的发展,自然也将促进学者对“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cs)与“哲学诠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的比较认识及其对重建中国哲学与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相关性的重视。
当时观念的变化要有社会的环境,没有社会环境当时社会变化就没有这个可能。所以观念变化并不排除社会因素的分析。时钟大体出现在13世纪,到14世纪中期成为判定一个城市是否是大城市的指标。当时的时钟有什么特点呢?在伦敦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里,非常大的钟,里面的机械完全可以看到。但是自然的本性是看不到的。到了16世纪,就开始对钟表进行包装,而且越来越复杂。人们的生活有了时钟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调节时间是靠机械的始终调节,而不是靠自然的日起日落,时钟提供的统一性有规则的典范,可以把其运动的轨迹表示出来。时钟如此有规律在于一个钟表匠把它造出来,因此*自然如此有规律也一定是有一个高明的造表匠存在,这位明的造表匠就是上帝。由此看到科学与宗教一点也不冲突。但观念的巨大变革的确发生了。
本论文集共收录论文24篇,较集中地反映了一个阶段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方面的*发展状况和讨论思路。全书正文内容分为“总论部分”、“理论部分”、“海外回响”、“个案分析”四个部分,“附录”内容为两篇综述。这些论文的特点是主题突出,讨论深入,是围绕中西哲学不同形态进行比较研究,力图突破过去以西方哲学为依傍的传统做法,为未来的哲学比较研究乃至哲学本身的发展寻求新的空间,体现了大胆探索、力求创新的理论热情和勇气,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相当的启迪意义。
作者认为人对世界万物的基本态度或关系有两种:一是主客二分,一是天人合一(指主客不分,物我交融)。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 西方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分为主导。 本书以此为纲,论述了中西哲学的发展线索和各自的一系列特征,把中西哲学的各大流派思想观点放在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同一条历史长河中对它们作纵向的考察,并由此而集中论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哲学向何处去?二是哲学何为?本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历史”与中篇“理论”就是对这两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和思考,下篇“哲学与哲学家”是以主客二分天人合一为主线对中西哲学史上的重要派别和哲学家所作的具体论述和比较研究,从而对上两个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论证。作者认为,西方现当代哲学由于不满意主客二分的传统而兴起一股类似中国天人合一以及哲学与诗相结合的思潮,
在中国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两次文化交流的活动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它的历史进程。一次是发生在公元1世纪到8世纪间的中印文化交流,另一次是16世纪末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在这两次文化交流中,哲学都是交流的核心部分,表现在前一次是印度佛教思想的输入,在后一次则是西方科学与哲学的东渐。这两次的西学东渐进展至今,前者已或多或少地成为历史,后者却仍在持续地进行之中。 这后一个文化交融与知识流动过程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近现代思想史,基本上是由西学东渐的历史所构成的。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事件,无一不与西方思想的进入相关联。尤其是西方哲学理论的东渐,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华历史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文化现象。对这个过程的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中西哲学的渊源、发展脉络、哲学史观等进行了比较。作者借用张世英先生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两个层次”和“三个发展阶段”的观点,将“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作为重要视角,对中西哲学进行了论述和分析。文章从中西哲学史人手,探讨了中西哲学形成和发展的路径,以及相互交流的几个阶段,从不同侧面对中西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审美观等各个领域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