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海子平》即 早系统介绍子平术的书。其术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以日为立,配合四柱,增加了命理变化和依据;二是开宗明义,用神至上,其中“用之为官不可伤,用之为财不可夺”等论至精至深;三是设定格局,判明六亲,使论断各有主属。这样整个推命过程就形成了一个完善自洽的理论体系。术数包含的内容十分庞杂,长期以来对其误解甚多。为使读者对术数有一个总体的正确了解与认识,本书特请有关专家写了两篇序, 篇主要阐明术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第二篇主要回答术数是什么。
本书是“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之一种。《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目前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商末(或说周初)到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共分风、雅、颂三部。我们以十三经注疏本《诗经》为底本,约请专家注释疑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有三部分:(一)《六十四卦》(即《经》)。(二)《六十四卦》卷后佚书,除了很少一部分见于今本《系辞·下》以外,此书的其余部分都是不曾流传下来的佚书。(三)《系辞》,同今本《
《公羊传》是“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之一,是对《春秋》这部孔子编修的记载鲁国隐公至哀公时期(即公元前770至前481年近三百年间)历史的著作加以解说之书。由于文意隐晦难懂,《公羊传》自汉代以来一向遭受冷落,少有问津者,《公羊》学几成绝学,今天的读者对《公羊传》更是十分生疏。刘尚慈的这部《春秋公羊传译注》,对《公羊传》作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整理,作了审慎精到的标点、今译、注释,有助读者阅读《公羊传》,了解《公羊传》,对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也有重要意义。
《国学典藏:论语全解》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典,其蕴含的深刻哲理浸透到中国两千多年的国家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中。“半部《论语》治天下”,历史上,无论在士人还是在老百姓中间,《论语》一书都是一部不能逾越的圣典。 作为一部的语录体散文集,《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或富于变化,娓娓动人。全书语言简洁精练,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论语》的智慧具有广泛普适性,它不仅是一部哲学经典,更是一部世俗生活的指导书,所以,它能够跨越时空,到今天仍可以给我们的心灵注入鲜活的生命力。 《国学典藏:论语全解》是现代读者领悟《论语》之魂
从整个中国诗歌史来看,僧人诗歌大多题材狭窄,意境枯寒,文字古拙,宋初以前的僧诗尤为如此。 相较而言,道潜的诗作,不仅题材较为丰富,文采斐然,诗境也一反僧家诗作的山野质朴之气,变得自然清新,隽雅飘逸。从思想内容看,道潜的诗歌主要以下几类:一是山水行旅诗,二是田园闲居诗,三是时序咏物诗,四是赠答唱和诗。七律幽远动人,如“林梢聒聒鸟声繁,积雪初消涧水混。老树卧波寒影动,野烟浮草夕阳昏。风回笛响山前路,犬吠人行竹外村。杖履不知幽兴远,归来新月在柴门。”把鸟聒的林梢、初融的积雪、涧溪边的老树、野烟浮草中的斜阳以及山前飘过几声长笛声、竹林传过犬吠声有机地编织在一起,诗境悠远闲凈,真正迈入了诗歌的典雅殿堂。 《参寥子诗集(精)》为其诗集。
《线装经典:四书》是中国古籍中的传世经典,也是中国宝贵的文化财富。书中阐述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思想,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温公家范》以儒家经典论证治国之本在于齐家的道理,广泛选取历代人物史事作为“轨范”、“仪型”,具体阐述各项道德准则和治家的方法,既采用儒家经典的所述道德准则与相关事迹,又辅以司马光本人的论述,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家庭伦理关系、治家方法、子弟的身心修养和为人处世之道。 思想都对现代人经营家庭有借鉴作用。
t唐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旧本不题其里贯,其序称王溥为『从翁』,则溥之族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定保为昊融之婿,光化三年进士,丧乱后人湖南。五代史南汉世家称定保为邕管巡官,遭乱不得还,刘隐辟置幕府,至刘龚僭号之时尚在,其所终则不得而详矣。考定保登第之岁,距朱温篡唐仅六年。又序中称溥为『丞相』,则是书成于周世宗显德元年以后,故题唐国号,不复作内词。然定保生于咸通庚寅,至是年八十五矣。是书盖其暮年所作也。同时南唐乡贡士何晦,亦有唐摭言十五卷,与定保书同名。今晦书未见,而定保书刻于商氏稗海者,删削大半,殊失其真。此本为松江宋宾王所录,未有跋语,称以汪士表本校正,较稗海所戟特为完备。近日扬州新刻即从此本录出,惟是晁公武读书志称是书分六十三门,而此本实一百有三门,数目差舛,不应至是,
《资治通鉴》是我国部编年体通史。为宋代名臣司马光主编,与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当时治史名家,历时19年,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共1362年的大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使自汉末以来的学者所编纂的各朝断代编年之书,一变而为联结古今的大编年史,是中国史学界的一大创作,与《史记》并称为古今史学大著,为学史者之著作。 司马光主持编纂之《资治通鉴》,其意在于“治道”,故对史事裁选,极为明确:凡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重要事件,以及才德并高、行为世范、与国休戚的人物,都叙述详明,以作为当时和后世的借鉴。而于骚客吟咏、隐士高蹈等无关政治民生的人物言行,均不予记载,故像屈原、陶渊明、李白这等隐士高才,均不见采。 司马光所处时代,距今已900余年,当时文言与当下所用的白话文已相去甚远,故现代人读之,多有因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