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先秦政治、思想、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资料，但《尚书》文字却佶屈聱牙。《尚书译注》博采众家之长，注释时有新意，译文通顺畅达，能帮助读者读通和理解《尚书》。
令狐德棻所撰《周书》虽以 周 题名，实际上 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 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 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 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 西魏、北周历史*基本、*原始的一部史书。
顾迁译注的《尚书》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宝库。《尧典》中记载的观象授时、四仲中星等可以说是世界最早期的天文学记载，其真实性得到现代天文学家的广泛肯定。《禹贡》一篇，乃鸿篇巨制，对我国的区域地理根据物产、土壤等作了详细划分，引起后世自然科学家的广泛探讨。《吕刑》篇主张不滥用刑罚、注意德教的“祥刑”思想深深启发影响着后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洛诰》等篇记载周初营建洛邑之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得到了出土文物的印证。《洪范》一篇“统治大法”，详列“九畴”，备言天道人事，对后世君主影响深远。因为《尚书》每篇并非成于一时，其中文句有着语法、词汇、方言的差异，又是现代语言学家们研究上古汉语演变的重要资料。如此等等，都说明《尚书》是具有着巨大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代文献。
《尚书》是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先秦政治、思想、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资料，但《尚书》文字却佶屈聱牙。本书博采众家之长，注释时有新意，译文通顺畅达，能帮助读者读通和理解《尚书》。
《重归文献》第三辑所选《周易正义》、《尚书正义》版本均为稀世珍本，代表了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水平，影印的目的，是为实现"重归文献"系列的初衷，就是将这些珍稀但是在学术史上又非常重要的版本，通过影印公开出版的方式，保留文献本来面貌，同时又只有普通图书的价格，可以成为广大的研究者案头常备资料。
《尚书》是儒家经典之一，又称《书》或《书经》。“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文献的汇编，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是我国 部历史典籍，也向来被认为是中国 早的散文总集。本书就是它的注释本，由曾运乾注、黄曙辉校点。
《古籍导读》系《屈万里全集》之一种。本书是作者在大学中文系任课时的讲义。主要为回答学生3个方面的问题：1.我国古籍浩如烟海，哪些是最基本、决不可不读的书；2.每一部重要的古籍均有多种注解，读哪种注解最为方便；3.每一种古书均有多种刻本，何种刻本为最善。作者分3编来回答这些问题：上编，古籍概略及初学古籍简目；中编，明板本与辨伪书；下编，经书（八种）解题。本书详细介绍了多种基本古籍的内容、版本及辨伪情况，介绍了治学的基本方法及途径，是初学者的入门参考书。
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长期以来致力于书法艺术与文化的研究整理与传播工作。继推出馆藏法书碑帖及技法系列的图书之后，又将逐步推出图文并茂的具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的中国书法经纬论丛。其内容将涉及书论、书史、书家、法书、碑帖、文字学、文献学等诸多方面。《书谱》是中国书法史与中国书法理论史上的极其重要之篇章，其对书学实践具有双重的意义。此篇是用草书写就的理论著作。草书以王羲之为旨归，理论的宗旨亦是如此。故而此篇是学习与研究书法者，不可逾越的作品。然而不仅因书义之深晦，更因《书谱》文词美丽，草法多变，皆给学者带来不便。故而马国权先生，为能充分弘扬其学术与艺术价值，精心研求，成此译注。其书既有对《书谱》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版本流传诸方面的研究，更有对《书谱》原迹释文的校正、原文的翻译、注
读过《论语》的人也许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通过孔子和其弟子的日常言行，那些原本抽象难解的“仁”、“礼”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人生观，一下子变得让人看得见、摸得着了，它言简意赅，平易近人，又处处折射出儒家哲学思想的光辉。所以《论语》可以称为是一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为成功的范例。孔子作为中国历*伟大、*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论语》被人们认识的。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
《朱子〈尚书〉学研究》全面梳理了所有相关朱熹《尚书》学之资料，通过对大量资料进行分析整理，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内容充实，态度客观，功力扎实。例如朱子对宋代四家《书》学之评价，谓“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②。朱子一字评是否符合诸家实际以及所谓“简”、“繁”、“凿”、“巧”意旨如何，作者通过勾陈诸家《尚书》著述，对此一问题做出了很好回答，使学界可以具体地认识四家《书》学特质及朱子评价之精确。再如，朱子解《尚书》之原则与方法，朱子对《尚书》之辨伪及训诂义理成就，朱子《尚书》学与蔡沈《书集传》之异同，皆以翔实之资料立论，强化了朱子《尚书》学这一命题之合理性和理据性。 《朱子〈尚书〉学研究》还通过梳理朱子《书》学与其思想体系之内在逻辑关系，总结朱子以理
该书对《尚书》原文及历代名家之注一一加以诠释，包括语词的训诂、名物制度的考订、地理的考证及经义的串解。书中引证宏富，堪称《尚书》学的一部总结性著作。这次点校，以清嘉庆冶城山馆本(又称平津馆丛书本)为底本，并查校了皇清解经本；对孙氏的引书，尽可能核对原著，订正讹误；断句仍以孙氏理解为准。点校者另编有目录置于卷首。
此书，竖行、从左向右读，繁体字、字体较粗，注释小字夹于正文中。此书可与《史记》中相关历史人物、《诗经》中的雅的部分合读，更有意思。比较适于有一定文言文功底的人士阅读、赏析，也可当工具书使用。粱启超国学书目推荐此书。
本书集清人今文尚书之大成，是清末今文经学名家皮锡瑞的代表作。全书三十卷，以二十九卷考证今文尚书29卷，后一卷考证今文书序。该书广征博引，考订严谨，持论平允，对《尚书》和上古史研究及古籍整理工作，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该书只有师优堂丛书本传世，点校者即以此为底本，参据他书订正讹误，并予标点、分段和编制目录。
阮刻《十三经注疏》的问世，结束了从明末到清中期风行海内200年的明北监本和汲古阁本《注疏》双峰并列的局面，从而开启了阮刻《注疏》单峰独行的新天地。 嘉庆初年，阮元巡抚浙江，建诂经精舍，收集了当时以他的能力和条件能够找到的诸多经籍文本、校本。鸠合了段玉裁、李锐、徐养原、顾广圻、臧庸、洪震煊、严杰、孙同元等学者对《十三经注疏》进行校勘，并在嘉庆十三年刊刻出版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十七卷附《释文校勘记》二十六卷。阮元对《十三经注疏》进行校勘的主要目的就是为重刊新的《十三经注疏》做准备，因为一些意外的事情，这件事一直拖延到嘉庆二十年段玉裁去世阮元才在江西巡抚任上开始刊刻，通过十九个月的努力，这部一百八十册的新《注疏》文本终于问世，不过这时阮元也早就调任河南了。江西府学刊刻的这
自汉至清，经学在各门学术中占有统治的地位。经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清代则是很重要的也是后的一个阶段。清代经学家在经书文字的解释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证上，超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对我们利用经书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清代的经学著作，数量极多，体裁各异，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体写作的书，一般是吸收、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现在文史哲研究者较普遍地需要参考的书，因此我们在十三经清人注疏这个名称下，选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所选的并非全是疏体，这是因为有的书未曾有人作疏，或虽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选用其它注本来代替或补充。礼书通故既非疏体又非注体，但它与礼记训纂等配合，可起疏的作用，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