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选》一书选录《诗经》中风、雅、颂三部分诗歌共九十篇，题解明晰，注释精要，译文为富有民歌特色的白话韵文为之，更为学者读者所称赞，至今读者已逾百万，是以现代汉语注释翻译《诗经》的数十种选本中影响的一种。余先生对《诗经》的注释和翻译工作不仅着手早，而且达到了高水平。正如作者在本书初版“前言”中所说，“诗经的解说向来是分歧百出的。注释工作不能完全撇开旧说，一无依傍。我们相信正确的态度是不迷信古人也不抹煞古人。正确的方法是尽可能多参考从汉至今已有的解说，加以审慎的抉择。”所以余先生的《诗经》研究代表作《诗经选》自问世以来，就受到学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

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规矩焉。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而又堂陛

注釋，屬於學術基礎建設工作，實際上是一種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它涉及到多方面的知識學問。惟有通識，方有卓識。中国古典詩歌，衆體兼備、題材寬廣、寓意深刻、格調高雅，是世界文學發展史上的奇迹。然而，要真正準確讀懂古詩涵義，領悟古詩的意境，則必須從作者的生活經歷、寫作背景、創作意圖、語言風格、訓詁字詞、用典出處、前人注釋、版本考訂等等方面去綜合解讀與賞析。因此，注釋古典詩歌，至少要具備古典文學、古典文獻學、歷史學等各學科知識的基礎與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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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的汉学界和国内的文史界，高本汉先生的声誉是没有人不知道的。那么，关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这里当然无须再说了。远东博物馆馆刊第二十九卷（一九五七年）的后面有他的一个著作表，可以做我们的详细参考。其中，前此译成中文的也有若干种了，也是大家熟悉的。 高氏治诗的动机和方法，他自己在国风注释的序文襄交待得很清楚。（译本改称“作者原序”。）我们读过，可以看出他是先对中国历代诗学的发展有了深刻的了解，然后才订出目前所应遵循的路线的。至于西方学者研究或翻译诗经的几家，他也都检讨过他们的得失。只是他们的成就较少为高氏所取。

文史学界专业联合推荐，更有中国古典文学界专业学者傅璇琮教授特别作序推荐。 精心筛选、扩充经典种类。 选字注音、注释译文详解、古板画配图图说，多样化的功能设置，清扫阅读障碍。 弥缺补遗，在原有的家藏四库版本基础上，将原精华选本增补为全本、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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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书社编的《诗经(插图本共2册)(精)/文华丛书》作为中国文学 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商末(或说周初)到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存目311篇，其中6篇有目无辞。共分风、雅、颂三部。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的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就只剩下诗歌。

杜甫，字子美，生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70年，河南巩县人。青年时期，曾先后漫游江南和齐赵地区，目睹了山河的壮丽。从天宝5年（746年）始，在长安居住10年，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深有体会。从至德元载（756年）以后十二、三年时期内，杜甫四处流亡。由于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杜甫与百姓一样，家境凄寒，则漂泊西南，大历5年冬，死于湘江舟上。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杜甫是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把社会现实与个人遭遇融为一体，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完美统一。在他的诗集中，深刻地反映了他的一生经历，以诗的艺术形式去描述历史，记载社会重大事件。大量的政治诗，或陈政见，或关心百姓疾苦，或寓言讽兴。一些歌咏自然之诗，也是情景交融，把对自然风光的描绘和人事紧密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