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以阐述《春秋》的义理为主，兼研讨《春秋》的文理和史实，是 春秋三传 中较早得到承认的一部经传。本书经传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每章冠以题解，注释精当，译文通顺易懂。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编纂的一部大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是研究先秦思想史重要的参考资料。许维遹先生曾任西南联大教授，学养深厚。他的这部《集释》，汇集了民国初年以前历代学者研治《吕氏春秋》的成果，资料丰富，体例严谨，繁简适中，在当时即获得学界的好评。现在我们用新式标点把它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本套书包括：《吴越春秋全译》、《吕氏春秋全译 上》、《吕氏春秋全译 下》、《幼学故事琼林全译》、《晏子春秋全译》这五本书。 《吴越春秋》是东汉时期著作，为稗官杂记体之別史。东汉赵晔所撰，共十卷。叙述春秋时期吴、越二国之间的战事，但不拘泥于历史的故事，在故事铺叙和人物的描写上，有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地方，还融入了相关的民间传说。文辞丰蔚富饶，颇似小说家言。 该书既是一部世所公认的历史典籍，又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在我国的史学史与文学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是一部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人不可不读的要籍。
《左传》是根据《鲁春秋》编成的，所以它的记事，完全以鲁国国君为顺序编排，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开始，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结束，时间跨度两百五十五年。末尾还有一小段跳跃性的记载，写到了鲁悼公四年( 前464)晋国贵族知伯的骄横，并预言了他十年后的灭亡。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是我国早期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因为这部书是对春秋的解释，记载春秋时期诸侯各国间的矛盾和斗争，擅于叙事写人，所以也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散文名著。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撰写。这部著作记叙了春秋时期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二百五十多年间各诸候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历史事实，着重记叙当时诸候列国之间的矛盾和争夺，内容相当丰富。本书精选了《左传》里的一些经典篇目
《公羊传》是“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之一，是对《春秋》这部孔子编修的记载鲁国隐公至哀公时期（即公元前770至前481年近三百年间）历史的著作加以解说之书。由于文意隐晦难懂，《公羊传》自汉代以来一向遭受冷落，少有问津者，《公羊》学几成绝学，今天的读者对《公羊传》更是十分生疏。刘尚慈的这部《春秋公羊传译注》，对《公羊传》作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整理，作了审慎精到的标点、今译、注释，有助读者阅读《公羊传》，了解《公羊传》，对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也有重要意义。
《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系汇编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和汉至宋代经学家对经的注疏而成。 儒家十三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圭臬。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统治者奉它们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也以它们为修身行事的彝训。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衡准。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刻本称美善，而此次为便于非文献专业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
《白话左传》，顾名思义就是把古典名*《左传》译为白话，使现代读者可以读懂。但是本书又不仅仅是把《左传》译为白话而已。古代的许多东西，在今天已经变成了专家的学问，如天文历法、礼仪制度等，未必是一般的读者所能了解的。因此译者对这些内容进行了灵活的改写，使读者比较容易读懂。本书可视为《春秋左传注》的姊妹篇，是读懂《左传》、了解先秦文化的很有用的一本普及读物。 本书由杨伯峻、徐提译。
本书是为适应当代中学生的阅读需要，特别编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历史文化名著课外读物。 该书由富有研究成果的名家执笔，从《左传》中精选出28篇脍炙人口的故事，使中学生朋友通过阅读这些故事，了解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从中受到启迪。全书对名著原文作了简要、通俗的注释和白话翻译，同时还从现代色度给予了精当的点评。尤其独到的是，每篇后面都结合故事内容提出了一些社会人生问题，引起读者深思，颇具有教育启发意义。 本书融知识性、趣味性、时代性于一体，结构新颖，内容丰富，是领略古代智慧、提高人文素养的入门书。可供广大中学生及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阅读欣赏。
《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系汇编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和汉至宋代经学家对经的注疏而成。 儒家十三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圭臬。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统治者奉它们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也以它们为修身行事的彝训。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衡准。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刻本称美善，而此次为便于非文献专业
由于海峡的阻隔，我们暂时无法一睹《四库全书会要》的真容。但是，吉林出版社集团对于《回要》的影印出版，却在某种程度上稍减我们的遗憾。这也是这部中华文化的珍品首次在大陆印行。它的才出版印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会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在辅之以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丛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春秋公羊释例后录》收入《清代春秋学汇刊》，为清代著名经学家刘逢禄（1776-1829）在《春秋》学方面的代表作。其中包括《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归纳并阐发了汉代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之义例，为清代公羊学的经典力作；又《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六卷，收入刘氏其他七篇《春秋》学重要著作；书末另附民国杨钟羲撰写的《续修四库》相关提要六篇。此次标点整理，以我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之清嘉庆本为底本，校以学海堂本、上海书局本。
本书基本上囊括了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题解简要介绍改年所发生的历史大事，注释精确简练，译文详细准确。并且配有精美的版画插图，图文对照。除此之外，文字上方附有相关的杜预、孔颖达的注疏，让读者更便于阅读和理解。
《春秋左传诂（上下）》（作者(清)洪亮吉）是 中国二十多位唐代文史学者多年协作研究的结晶，集 中代表了二十世纪唐代诗人群体研究的成就。清 代的经学著作，数量极多，卫生体裁各异，研究方面 也不同。其中用疏体写作的书，一般是吸收、总结了 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现在文史哲研究者较普 遍地需要参考的书，因此我们在十三经清人注疏这个 名称下，选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 。所选的并非全是疏体，这是因为有的书未曾有人作 疏，或虽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选用其它注 本来代替或补充。 《春秋左传诂(上下)》适合历史研究者阅读。
《春秋繁露校释》十七卷，汉董仲舒撰，《春秋繁露校释》以武英殿聚珍本为底本，进行汇校。校订后，正文用校正本，分段标点，使读者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读本。
《晏子春秋》是一部别具特色的古书，被称为中国古老的传说故事集。全书既有子书的特点，又有诸如《战国策》等史书的风貌，共8卷，由短篇故事组成，刻画了晏子及其身边诸人物形象，所载史实，可与《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书相互印证。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宋 佚著研究》系统梳析唐宋《春秋》著述情况，主要探讨中晚唐李瑾、陈岳，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瑷、石介，庆历学者李尧俞、孙觉，伊洛学派程颐、刘绚、杨时，程门后学胡安国、王葆、程迥，以及浙东学人项安世、薛季宣、吕祖谦诸家之《春秋》佚著佚说。研究皆从问题人手，通过辑佚考辨，获得大量新材料，并据此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和综合考论。或可为观察唐宋《春秋》学提供一个新视角，有助于尽量全面认识唐宋《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实相。
《春秋》之所以引发了如此之多的争论，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上具有“元曲”的性质，它即是中华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的产物，又是中华文明继续向前发展的基石。因此，这种“巡视”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春秋》经传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显然，围绕着《春秋》的种种争论，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它始终与文化政策、政治选择紧紧相关联。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古代先贤们注重持之有据，因此《春秋》的研究往往具有浓郁的文献考证特征。尽管这种文献考证的背后蕴含着思想的睿智，但还是足以令一般读者望而止步。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春秋》的研究史与其他问题的研究史一样，是中华文化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蕴含并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古代的学术
